遠流人文歷史部落格

整理／吳家恆

◎地點：台南大天后宮

◎與談貴賓：張廷玉、和珅 

張廷玉：各位府城的記者朋友及社會賢達代表，這次唐博先生的《清朝權臣回憶錄》在台灣問世，遠流出版籌辦了這次記者會。我很感謝遠流出版的盛情，邀請我擔任這次新書發表會的與談貴賓，也剛好藉著這個機會，談一談我的台灣初體驗。

從火車怪客到雷普利

講者／詹宏志

本文內容整理自：「擾人的閱讀經驗──追緝天才雷普利」，2010/08/04，14:00-16:00，敏隆講堂

整理／梁仕旻，標題由編輯所加

海史密斯寫的第一本小說是1950年出版的《火車怪客》。

從1942年到1946年，海史密斯替漫畫做編劇。後來她受到小說家卡波提的鼓勵或刺激，決心寫小說。完成之後，出版的過程還算順利，反應也還可以，並不是一炮而紅。後來有電影公司來接洽，提了四千美金要買電影版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以六千美金成交，永久買斷版權。

後來海史密斯對這點有很多抱怨，她常在寫信給朋友的時候提到這件事，抱怨這位導演非常小氣。我們知道買下版權的是希區考克，他並沒有露面，因為露面就不是這個價錢。後來這部電影的故事一拍再拍，版權一再授權，賺的都是希區考克，而不是海史密斯。

不過，這個抱怨有一點點得了便宜又賣乖。因為，一個剛出道的作家寫的沒有很紅的第一本書被大導演看上，真的是非常幸運。而且小說是在電影上演之後才紅起來，紅到海史密斯後來的任何書都變成搶手貨，而且紅到她會有一個重大的轉折，使得第一本書《火車怪客》跟第二本書《闖禍者》之間相隔頗久。

談海史密斯筆下的角色性向

文／劉韋廷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是一位傑出之至的犯罪小說作家，關於她對推理小說的貢獻，詹宏志先生早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贅敘。這篇文章所要談的，是本身即為同性戀的海史密斯作品中，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環節──也就是她筆下時常被模糊處理、卻又總讓人能隱約感受到的角色性向問題。

　　打從發表於1950年的處女作《火車怪客》開始，海史密斯便以極為巧妙的手法，讓書中主要的犯罪者角色，呈現一種與其他作家筆下歹角截然不同的姿態。表面上看起來，犯罪者之所以糾纏主角不放，除了罪行的共犯結構因素外，尚有藉由主角彌補其成長過程欠缺的家庭溫暖等原因。然而，到了小說的後半段時，這樣帶有社會諷刺性質的動機，卻逐漸透露出彷彿同性戀者愛上異性戀者的濃烈氛圍，也使《火車怪客》因此擁有更為豐富多元的寬廣解讀空間。

中國模式的多重矛盾

文／張鐵志

中國崛起顯然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現象。2008年之後，中國的身影在世界上更為巨大：他們在華麗的開幕式中舉辦了奧運，並且當全球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時，中國仍然屹立不搖，甚至和美國共同被稱為G2。

因此這兩年國際上熱烈討論所謂「中國模式」。許多西方人過去以為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世界的整合，中國終會證明「歷史終結論」，會走向西方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逐漸許多人發現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期待，不少人更進一步合理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其擔任啦啦隊，如最近在台灣出版的兩本新書《中國大趨勢》和《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國內當然更具民族自信心，充滿香港作家陳冠中比喻的「盛世」感。這兩年正逢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所以在回顧與展望時，許多學者開始進一步建立所謂「中國模式」的理論，強調其優越之處。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特別的道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1年，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模式」一詞，因為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垮了，中國卻在八九天安門之後繼續執政。2004年，美國人雷默(Joshua Cooper)提出中國道路是不同於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可以稱之為「北京共識」。

鰲拜回憶錄，「遭遇不測終悔過」
  

我早該預料到這樣的結局。

我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對付蘇克薩哈上，卻忽視了一個潛在的對手──愛新覺羅‧玄燁。

這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卻不乏他父親和祖父的智慧，而且早熟。這是一個還沒有經歷過多少滄桑的孩子，卻逃離了天花死神的糾纏，成為紫禁城裡為數不多的幸運兒。而我呢？一介赳赳武夫，三朝老臣。順治是小皇帝，但那時太宗皇太極的餘威尚在，且順治皇帝是我親自力爭才上臺的，我自然能忠心耿耿；而康熙雖說也是小皇帝，但他上臺的時候，我已經是輔政大臣了，多少有點看不起他。這個小皇帝似乎不太順從我，所以我早就想教訓一下他。他身邊的侍衛倭赫是內大臣費揚古的兒子，在御前對我不很恭敬。我一直想收拾他，也給小皇帝一個教訓。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四月，機會來了，這小子擅騎御馬、擅拿御用弓箭射鹿，被我抓個正著，當即處死。費揚古對我自然痛恨不已，我乾脆以「怨望」之罪，將其和兒子尼侃、薩哈連一併處死，家產籍沒。這肯定給小皇帝一個極大的震動。

文／吳家恆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面對坐擁龐大權力與財富的羅馬教廷，提出了一個非常誘人而響亮的訴求：「人人都是自己的教士。」（Everyone was their own priest.）人在世對經文作何理解、死後上不上得了天堂，都不是操之於教會，而是由信徒自己來決定。

美國史家卡爾‧貝克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精神上是與馬丁路德的主張相通的。歷史學界雖然不是教會，但是在一個崇尚專業的世界中，書寫歷史似乎成了專業人士的禁臠。若不是系出名門，未受嚴格訓練，字句考證確實，怎敢造次擎春秋之筆？

呂正理先生以一介歷史愛好者寫下《另眼看歷史》，中研院王汎森院士與之素不相識，不但願意指點，還聯絡其他歷史學者與之往返討論，都是極為難得而可貴的。

呂先生自幼喜愛歷史，在重理工、輕文史的社會價值下，家裡並不支持呂先生念歷史，否則切斷經濟支持，所以他才念了化學系。呂先生之後的發展也相當亮眼，曾擔任跨國企業ICI的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但是，他對歷史仍不能忘懷，後來從事企管顧問工作，診斷公司弊病，提出改革方案，其實已經把歷史融入工作中。《另眼看歷史》可說傳達了呂先生看歷史一貫的態度：不人云亦云，且特別注重興亡的關鍵，並不純以德行功過來論斷。

本來這樣一本從秦漢寫到近代，範圍橫跨東亞一帶的書落到專業史學家的手裡，恐怕很難討得了好。但所幸呂先生找的是王汎森院士，從序中可知，王院士固然看出書中若干問題，但一則知道自己的限制，二則抱持「與其進也」的態度，協助聯繫其他專家學者，核實史料。

光就這點來看，一個半生愛好歷史的人，寫了一部書，得到學養高胸襟寬的學者的協助，已經寫成一段佳話了。

王汎森序

我第一次見到呂正理先生是在去年的二月農曆年前。呂先生出示將近一千頁的《另眼看歷史》打印稿，並告訴我，這是他花了兩年時間寫成的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交織歷史。當我得知呂先生並不是專業學歷史，而是長期從事於企業經營及顧問工作，不得不感到十分驚訝。

從密奏批語看康熙

古代中國，京城裡或外省的官員要向皇帝報告事務，常以文字書寫，逐項說明，在不同的時代裡，這些報告有「奏」、「疏」、「章」、「封事」等等不同的名稱。後來因為較長的報告一頁不夠寫，就加用紙張摺疊在後頁，故又有「奏摺」的稱謂。這種報告制度到了明朝更有系統了，規定凡是公事得用「題本」，透明化的經過中央衙門傳送給皇帝。如屬私事，可用「奏本」，由太監處轉呈皇帝。不過有時公事與私事很難明確分野，所以有的大臣也難免在奏本裡向皇帝談些公事。清朝入關以後，採用了明朝的這項君臣間通訊方式，公事用題，私事用奏。不過到了康熙時代，章奏制度在內容與性質上都起了一些變化。

康熙皇帝本來是位「惡虛文、尚實際」的人，對於大臣們寫來的報告，他最初認為簡明就好，重點在談正事，他厭煩浮泛無益的文辭，不喜歡聽大臣談無聊的人事。甚至有一次他還說：「明朝故典，朕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積滿几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復委於內客，此輩何知文義，訛舛必多，奸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冗穢以至此極也。」可見他把明朝皇帝大權旁落到太監身上的責任都歸諸於章奏報告了，所以他主張「文章貴於簡當」。報告內容以公事為主，不必牽涉太多，「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然而康熙畢竟是一位關心國家政事的君主，也是重視皇權的皇帝。當他發現外省官員報告的與他出巡看到的大有出入時，御史們已經失去作為皇帝耳目作用時以及權臣在侵犯他的皇權時，他感到各種資訊的重要性了，不能老被人蒙在鼓裡，於是對於題奏的報告注視了起來，並有了新的改進構想。

他的具體改進辦法就是鼓勵御史們多寫報告，利用他寵信的臣工暗中給他報告，同時又將能給他寫報告的官員品級降低，如此一來可以增加報告的人數，也增多報告的來源與內容。清朝大臣向皇帝報告的題奏制度也從此有了改變。

在當時眾多大臣的題奏報告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祕密小報告。

講者／古曉梅

本文內容整理自：「閱讀蕭邦」系列講座，2010/07/12，20:00-21:00，台大誠品三樓藝文閣樓

整理／梁仕旻

（開場：吳家恆）

二○一○年是蕭邦出生兩百週年，世界各地都舉辦紀念蕭邦的相關活動，在台灣更是熱絡，不但有焦元溥為台中古典台籌畫的「20×10蕭邦國際音樂節」，其他演奏蕭邦作品的音樂會更是不計其數。在出版方面，焦元溥寫了一本洋洋灑灑的《聽見蕭邦》（聯經出版），側重在音樂的解析，適合與側重生平歷史的傳記《為了藝術為了愛》（博雅書屋）一起讀，此外還有高談文化的《蕭邦在巴黎》，加上遠流新出版的《鋼琴課》，稱蕭邦為二○一○年的風雲音樂大師，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七月份，在全省誠品，遠流出版邀得博雅書屋、聯經出版、高談文化舉辦了八場【閱讀蕭邦】系列講座。在台大誠品的場次，邀請到莫斯科音樂院畢業、目前任教於政大斯拉夫語系的古曉梅小姐，為我們主講「指尖的文學鄉愁──蕭邦在波蘭」。

我們常說音樂是一種語言，藉由聲音，可以傳達我們的感覺與意涵。如果我們回頭看十九世紀歐洲音樂的浪漫主義，其背後的許多動能與靈感是來自語言文字的。蕭邦在音樂上的若干貢獻與創舉就是來自浪漫主義文學，這方面是受到他的情人喬治桑（George Sand）的影響。當時的社會男權高漲，女性作家不易容身，所以她給自己一個男性的筆名，George。

蕭邦受到喬治桑在文學上的影響以及時代氛圍的浸染，開始有了一種想法：可不可以把文學的文體做為音樂創作的素材？其結果之一，就是我們在音樂會上常會聽到的敘事曲（Ballade）。敘事曲這個字是源自詩歌，通常是在說一段歷史故事。我們以蕭邦的第一號Ｇ小調敘事曲為例，從曲式上來說，像是一首輪旋曲，有三個段落，採取ＡＢＡＣＡ的安排。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一段敘事，我覺得Ａ就好像是說書人，每當Ａ出現就是他要講一段故事了。那麼真正的劇是Ｂ，這樣一個曲子結構就像在看一齣戲劇表演，前有序，後有跋。

文／吳家恆    

    今年是蕭邦誕生兩百週年紀念，許多音樂會、書籍也都紛紛出籠，嚴格說起來，英文版於2008年問世的《鋼琴課》（Grand Obsession）並不算應景作品，雖然，這本書與蕭邦也有關連。

     《鋼琴課》的作者裴莉‧奈茲（Perri Knize）是個替美國幾家大媒體寫稿的記者，住在蒙大拿。父親曾是個交響樂團的職業樂手，後來迫於生計而改行。古典音樂對於裴莉來說，既是恩典，也是折磨。音樂夢受挫的父親，自然把音樂的訓練轉嫁到女兒身上，因此為裴莉的好耳力打下基礎，但是，父親的嚴厲也是她挫折的來源，而裴莉想學鋼琴的念頭與父親的期望不合，於是，學鋼琴就成了裴莉一直沒有實現的夢想。 

      後來，裴莉念了新聞，成為記者，中間也有幾年去學音樂，但音樂並不是她追求的重心。四十三歲那年，一次在開車途中偶然聽了魯賓斯坦彈的蕭邦圓舞曲，一下觸動她的心底：她已經到了中年，現實的折磨與打擊，使得許多年少的夢想逐漸退燒。但是，她還有個夢其實還沒熄滅──學鋼琴。她可以置之不理，任其自滅；或是安慰自己，等過幾年，有時間再學。

      或許是因為絕美的蒙大拿秋天景色，或許是由於蕭邦的音樂，裴莉決定不要讓自己後悔，也不再等待。她開始學鋼琴。

      蕭邦的圓舞曲之於裴莉所起的作用，類似瑪德蓮蛋糕之於普魯斯特，都開啟了記憶的一道門扉。蕭邦為裴莉所開啟的，是一股極大的衝動，要在太陽開始西斜之際，好好利用午後的陽光。

        專制時代的中國，君主的地位是高不可攀的。臣僚們為了求得皇帝的歡心，為了得到聖恩與眷寵，都會極盡所能的向君上諂諛逢迎。皇帝也像常人一樣，都是喜歡聽別人說好聽話的。因此大臣的奉承、君上的自誇在史書中屢見不鮮，也不足為奇。 
      然而，康熙皇帝卻有些例外，他在位六十一年之中，我們發現他一直表現著謙遜不驕，他不喜歡別人對他過分的阿諛與讚美，他真是一位不尋常的皇帝。
這位一生愛讀書的皇帝，多年來一直有些飽學之士為他講學。當翰林院官員向他進呈講章時，難免會用些稱頌君主的文字，康熙看了不以為然，常常命令他們改寫，而且不是做作的，是出於他的誠心。現在且舉兩則作為說明：
      康熙十四年二月十七日，皇帝就命令經筵講官重寫過講章，事情是這樣的：


        春季經筵《四書》、《書經》講章二節，同經筵各官擬定，學士傅達禮呈覽。上諭：講章內書寫稱頌之言，雖係定例，凡事俱宜以實。這〈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一節講章內有「秉至誠而御物，體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躋隆五帝」等語，似屬太過，著另改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