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時代的中國，君主的地位是高不可攀的。臣僚們為了求得皇帝的歡心，為了得到聖恩與眷寵，都會極盡所能的向君上諂諛逢迎。皇帝也像常人一樣，都是喜歡聽別人說好聽話的。因此大臣的奉承、君上的自誇在史書中屢見不鮮，也不足為奇。
然而，康熙皇帝卻有些例外，他在位六十一年之中，我們發現他一直表現著謙遜不驕，他不喜歡別人對他過分的阿諛與讚美，他真是一位不尋常的皇帝。
這位一生愛讀書的皇帝，多年來一直有些飽學之士為他講學。當翰林院官員向他進呈講章時，難免會用些稱頌君主的文字，康熙看了不以為然，常常命令他們改寫，而且不是做作的，是出於他的誠心。現在且舉兩則作為說明：
康熙十四年二月十七日，皇帝就命令經筵講官重寫過講章，事情是這樣的：
春季經筵《四書》、《書經》講章二節，同經筵各官擬定，學士傅達禮呈覽。上諭：講章內書寫稱頌之言，雖係定例，凡事俱宜以實。這〈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一節講章內有「秉至誠而御物，體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躋隆五帝」等語，似屬太過，著另改來看。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類似的事又發生了。「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等啟奏，經筵講章庶矣哉二段內，頌聖處有道備君師，功兼覆載二語。上曰：經筵大典講章，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為有益。此二語太過，著改撰。」像這樣的記事，在康熙早年經筵講學的故事裡經常可以看到，顯然他是不喜歡講官們過分頌揚的。
康熙不但對經筵講章文字講求要切合實際，連他一生最喜愛的而且也是真有些成就的中國書法與詩文，他也不要大臣對他過分的頌揚讚譽。儘管不少大臣恭維皇帝說他的書法「結構謹嚴，筆法超拔，神化之妙，難以名言」。有人說他的字可比董其昌，更有人說他「筆意與趙子昂相彷彿，而神彩渾厚實遠過之」。但是他總是對大臣們說：「朕萬機餘暇，留心經史，時取古人墨蹟臨摹，雖好慕不衰，未窺其堂奧。」同時他也不同意大臣們諂諛他所說的皇上有天賦的才能，所以書法才如此的美好。他說他是經由苦練才有些成就的。即使他賜給大臣御書墨寶時，他也會說：「卿等佐理勤勞，朝夕問對，因思古之君臣，美惡皆可相勸，故以平日所書者賜卿，方將勉所未逮，非謂書法已工也，卿等其知朕意。」
康熙皇帝在這些方面真是非常自謙的，同樣的他在大臣們要集印他的詩文時，也有類似的表示。他說他「雖間有著作，較之往代，自覺未能媲美」。後來大臣們說他的文章「鎔鑄六經，包蘊萬象，為歷代帝王所未及，允宜刊刻頒布」，他才同意「援據典例懇請，勉從所議刊行」。
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勤學君主，他的學問很廣博，尤其精通中國的理學，西洋知識也很豐富，因而大臣們都認為皇帝天賦異稟，與一般平常人不同，所以才能學貫中西。康熙對這樣的說法也不認同，有一次他對領侍衛大臣說：「朕嘗講論天文、地理及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躬，轉掩卻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康熙就是這樣一個不愛被人吹捧的人。
康熙皇帝不喜歡別人阿諛逢迎，也可以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上看得出來。例如有一回他到關外打獵，在鄂爾楚克哈達地方哨鹿，獵獲頗豐，一天竟獵得十一隻大鹿，船廠的佐領那柳就拍馬地說：「臣生長本地，一日獲十一鹿者，臣實從未經見，真神奇也。」康熙對他的話只冷淡地答道：「朕從來哨鹿行圍，多所殺獲，何神奇之有？」皇帝顯然是不喜人家諂諛的。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兩江總督阿山上奏說地方糧食豐收都是皇帝有福氣與英明領導的關係，真是「天心靈感，屢顯豐饒景象」。康熙不接受他的奉承，反而給他一個如下的批答：「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齊天，恩播遐邇所致，則江北屬數地及山東數處，皆被水災，民游食者亦多，抑非福不與天齊，恩未能傳布所致耶？」在中國歷史上，大臣為對皇帝歌功頌德，常常用勒石記功、請上尊號等事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達到向皇帝諂媚的目的，康熙一朝當然也不例外。不少大臣上奏說：「應將皇上天威、奇才、無窮之恩，恭立碑記，以傳頌後世萬萬年。」皇帝對這些請求常常批示：「凡立碑者，惟為一時之名，並不能與永載實史可比，此事理應停止。」或者簡單地批說「所奏不合」、「不允」等。
最難得的是康熙拒絕大臣為他上尊號了。在康熙二十年，因為平定三藩大亂，御史何嘉祐等人奏請加上尊號，以彰顯功德；皇帝不同意，認為「此奏無益」。兩年之後，台灣被收入了版圖，大臣們以海疆從此安寧，請上尊號，他回答大臣說：「不願煩擾多事，不必上尊號。」後來大臣又上奏請求，強調這是古昔帝王所沒有的功德，康熙仍是堅持「不必行」。同年喀爾喀蒙古等首領多人也聯合上書：請加尊號，康熙對他們的擁戴之心，十分嘉慰；但是他沒有准行，只希望蒙古各部「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康熙三十六年，在皇帝領兵三次親征噶爾丹勝利之後，大臣們以為這是「聖德神功，超越千古」的事，應上尊號。可是皇帝認為噶爾丹的消滅，全是「上天的篤祐，祖宗之福佑，眾將士之勤勞」，他自己無功勞可言，而且他也不以尊號為貴，所以「不必加」。後來又王公、貝勒、官員士民一齊到暢春園再度請上尊號，皇帝仍不允許，並下命以後「毋復再奏」。康熙四十一年，皇帝五十大壽，王公官民又一齊請求上尊號，得到回答仍是「終不允」，因為皇帝還是說：「若誇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大非朕意。」康熙晚年，在他過花甲大壽之時，大臣們都說皇帝為國家服務了五十多年，「論功，則超越三王；語德，則包涵二帝」，中國有史以來難得的理想君主，應該「上尊號」。康熙的答覆仍是一樣：「若侈陳功德，加上尊號，以取虛名，無益治道，朕所不喜。」上尊號的請求，「斷不允行」。
康熙皇帝實在是一位才華出眾、文治武功都有大成就的君主，在中國歷代的帝王中確實是罕見的；而他一再的，從多方面的堅拒別人的讚譽、恭維，更是難能可貴。尤其他的這種謙虛態度，儘管他是裝出來的，但也是一般人不易做到的了。（摘自《康熙寫真》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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