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 
文／林衡哲（《我的時代已經來臨》作者）
我的音樂啟蒙甚晚，或許因為我不是出身音樂家庭的緣故。我大約是在宜蘭中學初三畢業那年暑假，宜蘭大專校友會在故鄉舉行「古典音樂欣賞會」，才初聆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我一聽就入迷了，在內心呼喚著：「這就是我想聽的音樂。」
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以貝多芬為藍本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貝多芬迷」，還寫過一篇〈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得到作文比賽首獎。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國新聞處看到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譚格林（Tanglewood）演出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便在內心默默發誓，將來一定要到譚格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國，就有機會在台灣親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點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後買到了台幣七十元（原價二十元）的黃牛票。但是能夠聽到指揮大師孟治（Charles Münch, 1891-1968）演出貝多芬第三號《英雄》交響曲，我覺得連靈魂都飛上了天，那是畢生難忘的精神享受。聽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世紀之音，我此後成為忠實的古典樂迷，當天晚上還寫了生平第一篇樂評〈波士頓交響樂團聆賞記〉，想不到平常打分數很嚴格的魯實先教授，給我這篇樂評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有成為業餘樂評家的信心。
為了音樂會而重考醫科
當時台中是音樂文化的沙漠，好的音樂會都在台北，我便在一九六○年參加聯考，考上台大醫科。在醫科七年中，我依然是貝多芬迷，兼了不少家教，為的是領到錢之後，可以買貝多芬的原版唱片，或到「田園咖啡」欣賞貝多芬的交響曲。如果有貝多芬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會，就算是碰到考試，我也絕不錯過。大學室友受我的感染，也有不少迷上貝多芬的音樂。不管功課有多忙，我也抽空在《功學月刊》和《愛樂》投稿，除了樂評文章之外，也介紹了不少西方音樂家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帕勒斯特利納（Giovanni Palestrina, 1525-1594）、義大利歌劇巨擘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貝多芬音樂的鋼琴權威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 1882-1951），以及南美洲阿根廷的作曲大師琴那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 1916-1983）等給台灣的樂迷。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國防費用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社會窮困，世界知名的音樂家來台灣的很少。多虧了吳心柳主持的遠東音樂社，我在台大醫學院七年期間，聽了黑人世紀女高音安德遜（Marian Anderson, 1902-1993）、大提琴泰斗皮亞悌哥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鋼琴大師塞金（Rudolf Serkin, 1903-1991）以及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要聽這些名家，通常一大早就要去排隊等候。那時我對西方浪漫派音樂家的故事都很熟悉，也看了不少他們的傳記。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主編的「傳記文學精選集」（列入新潮文庫一一○號，一九七四年初版）中，就選了兩篇音樂家的傳記〈怪人華格納〉（狄姆斯．泰勒著）和〈終生獨身的音樂家——布拉姆斯〉（紐曼著）。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樂壇兩大陣營的對手，也不知道馬勒跟他們兩人的關係。
我在大一日記裡曾列了六十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當時馬勒還是榜上無名。到了大四，我又在日記中列了一百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馬勒才入榜，但我只知道他是一八六○年生在捷克，一九一一年死於維也納，其他事情還不是很了解。總之，我在一九六八年出國之前，從未聽過馬勒作品的現場演出，也沒有讀過他的任何傳記；正如出國之前，我是台灣文化的文盲，蔣渭水、賴和、韓石泉雖是台大醫科前輩，但我對他們的貢獻完全不了解。當時我是馬勒的「樂盲」，崇拜的人物是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和愛因斯坦等人，作曲家則是貝多芬，我還在日記中寫道，「史懷哲的音樂情人是巴赫，而我的音樂情人是貝多芬。」
其實，在我唸醫科的一九六○年代，馬勒的音樂已經在歐美復活了。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台灣也有轉播，那時我也迷伯恩斯坦的指揮風采，他指揮的音樂會我聽過三十多場，但沒有一場是馬勒的音樂。他介紹馬勒的青少年音樂會（包括「誰是古斯塔夫．馬勒」）的節目，我也都錯過了。
大學時代，我深受蕭孟能《文星》雜誌的影響。《文星》曾經以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和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做過封面人物，音樂雜誌也有不少介紹他們的文章。我在出國前主編《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時，作曲家選史特拉汶斯基，指揮家選托斯卡尼尼，但沒有馬勒。
到了一九八七年，李哲洋才在他主編的《音樂文摘》中，用兩期有系統地介紹馬勒的人與音樂，但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加州了。二十世紀指揮大師克倫普勒（Otto Klemperer）曾親自受教於馬勒和托斯卡尼尼，他說：「他們兩位都是偉大的指揮家，但就詮釋的深度而言，馬勒比托斯卡尼尼更偉大。因為托斯卡尼尼永遠是托斯卡尼尼，而馬勒指揮莫札特的歌劇，就變成莫札特的化身；他演出華格納時，又變成華格納的分身。」大學時代的我，顯然是有眼不識泰山。
出國之後，在紐約十年（一九六八—一九七八）期間，雖然當時透過華爾特（Bruno Walter）與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紐約的努力，以及蕭提在芝加哥的不斷演出，馬勒的時代已在美國來臨，但我個人的馬勒時代仍未降臨。我在紐約十年聽了四、五百場音樂會，但有馬勒作品的音樂會，可能不會超過三場。印象較深刻的一場是海汀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出馬勒第九。那天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我與台大醫科學長張南雄一同去欣賞，我在日記寫道：「馬勒第九的結尾與一般的交響曲相反，在平靜的尾聲中結束。」
我在紐約的時候還不是馬勒迷，西貝流士和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交響曲聽的還比較多；最大的缺憾是沒有聽過伯恩斯坦、蕭提（Georg Solti）和庫貝利克（Rafael Kubelik）這三位馬勒大師指揮的馬勒。
小澤征爾使我變成馬勒迷
一九七八年搬到南加州之後，我已經年近不惑。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聽慕提（Riccardo Muti）指揮費城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一號《巨人》交響曲之後，我在日記寫道：「慕提的指揮充滿活力與流動感，馬勒音樂的高潮如排山倒海而來。有名的費城之音並不因奧曼第（Eugene Ormandy, 1899-1985）的離開而失色，慕提注入了簇新的生命力。」接著一九八六年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南加州的Cerrito 演藝中心，演出了馬勒第二號《復活》交響曲，讓我生平第二次有靈魂飛上天的感覺。不久又接連聆賞拉圖（Simon Rattle）和沙洛南（Esa-Pekka Salonen）指揮洛杉磯愛樂演出馬勒第二號，令人印象深刻，我這才逐漸變成馬勒迷，馬勒的時代才終於在我身上降臨了。義大利指揮大師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擔任洛杉磯愛樂的指揮（一九七三—七六）之後，也常演出馬勒的經典作品，馬勒的時代也終於降臨了南加州的洛杉磯。
一九九七年，維也納愛樂來南加州演出馬勒，我因為買不到票而錯過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排隊時認識了一位長堤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家，她發現我是馬勒迷，立刻送我兩張貴賓券去聽女指揮家芙麗塔（JoAnn Falleta）指揮長堤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七號交響曲。雖然印度指揮祖賓．梅塔說這首曲子是他一生碰到最難演的交響曲，但因演出前芙麗塔做了一場精采且平易近人的樂曲解說，加上演出非常感人，贏得全場起立鼓掌。因此我在一週之內，寫出生平第一篇介紹馬勒的生平與作品的文章，登在《太平洋時報》，約五千字，這是海外華文報紙第一次比較詳細介紹馬勒的文章。從此以後，我很少錯過馬勒音樂在南加州的演出。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返台擔任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那時我最擔心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在台灣東部再也聽不到馬勒的音樂了。在黃勝雄院長大力支持下，我催生的門諾醫院系列音樂會聞名花東。當時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亮不但是馬勒迷，也是蕭泰然迷，他可說是門諾音樂會最忠實的聽眾；而我在東華大學與慈濟醫學院教「醫學與人文」時，也教學生欣賞馬勒的美好樂章。
一九九九年初，與馬勒迷的老友侯平文聯絡上，他是「紐約馬勒協會」的創會會友，也是資深馬勒迷。他告訴我這年九月柏林有精采的馬勒音樂節，我設法買到該音樂節馬勒第八號《千人》的票。那年我為了到歐洲聆賞馬勒，並探訪我心目中的平凡偉人蘭大弼，特別向門諾請假一個月，踏著馬勒的足跡，先到布拉格、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我在馬勒工作十年、並使他發光發熱的維也納歌劇院，發現馬勒的畫像、羅丹的馬勒雕像以及他用過的私人鋼琴。
《千人》引起心靈震撼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終於在柏林愛樂廳聽到了馬勒的第八號《千人》交響曲，由荷蘭指揮大師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指揮柏林愛樂做了一場震撼心靈的演出。柏林愛樂不管是樂團的表現或音樂廳的水準，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海汀克對馬勒的詮釋也非常有深度。德國文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親聆馬勒第八號交響曲的世界首演後告訴太太：「今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偉人。」我聽完這場演出之後，也告訴我太太：「這是我生平聽過感覺上最偉大的一場音樂會。」
二○○二年，我離開花蓮的行醫事業，應許添財市長之邀，不務正業做了一年台南市文化局長。期間曾邀請台南人的後裔、蜚聲國際的大提琴家楊文信，來台南藝術中心做了一場感人的演出。後來楊文信知道我是馬勒迷，就邀我到慕尼黑，欣賞他擔任大提琴首席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兩場歷史性音樂會——指揮大師馬捷爾的告別演出，曲目是馬勒的第八、九、十號交響曲。原來美國的馬捷爾要落葉歸根接掌紐約愛樂，便以九場馬勒全套交響曲作為獻給慕尼黑愛樂者的禮物，而最後兩場是他的壓軸演出。
因此我為了馬勒，特別請假四天，遠赴一九一○年馬勒第八號首演之地慕尼黑，於六月六日再次聽到馬勒自認為一生最偉大傑作的《千人》交響曲。在最後五分鐘高潮樂段，馬捷爾有非常精采的詮釋，讓我對馬勒音樂所傳達的信息有了一場頓悟，也被馬勒音樂中的寬恕精神，把個人的愛化為宇宙的大愛而感動落淚。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馬勒的音樂而落淚，我也同意馬勒的看法，這首樂曲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尤其是現場聆聽，感受特別深刻。
而對馬勒的全面了解，我必須感謝讓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台灣的NSO音樂總監簡文彬。他在出國前讀李哲洋譯的《馬勒傳》播下種子，在維也納求學時，曾憑弔馬勒之墓，在他精神上產生的震撼，猶如馬勒本人一八八三年到拜魯特（Bayreuth）聽華格納的《帕西法爾》（Parsifal）一樣。當時簡文彬默默發誓：「總有一天，希望在台灣做到馬勒全集的演出」。十四年後，簡文彬在二○○四、○五年樂季演出十八場「發現馬勒．發現自己」系列，這個夢想終於實現。
馬勒系列音樂會讓我更了解馬勒的音樂世界，同時我也決定寫第一部廿一世紀台灣人的觀點的「馬勒傳」，因而催生了本書的問世。我寫過近百篇世界與台灣歷史人物的短篇傳記，在大學時代也翻譯過伍德（Alan Wood）的《羅素傳》，但是這本馬勒傳是我生平第一部撰寫的長篇傳記。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馬勒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的音樂成了我最好的心靈良藥。他的十首交響曲彷彿大河小說的十部創作，如果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把整個俄羅斯的天空都寫進去了，那麼馬勒的十大交響曲，也把世紀末維也納文化的萬花筒景象寫進去了。馬勒也可能是西洋音樂史上，第一位把內心掙扎的潛意識寫進交響曲的人，正如文學史上愛爾蘭的喬伊斯（James Joyce）用意識流寫出《尤里西斯》，或法國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寫出《追憶逝水年華》。
我在一九六○年代翻譯伍德的《羅素傳》，主要是深受他的寫作動機所感動。當時也請廖運範譯出《佛洛伊德自傳》，竟無意中催生了台灣文化界「新潮文庫的時代」，並帶動了台灣文化界對羅素、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的認識。
我寫這部馬勒傳的動機也跟伍德寫羅素傳一樣：「假如我寫這本馬勒傳有什麼用意的話，那不過是讓台灣人多了解一點這位在音樂史上，追求藝術完美的先知之一的馬勒之事蹟及其音樂。他們這些人類史上稀有的為美而奉獻的精神導師們，曾經鼓舞他的同類，把他們的理想向更深的美好的藝術王國邁進。」介紹馬勒這位追求「美」的先知來台灣，就是期待當馬勒的時代在台灣降臨時，一個有尊嚴的和平時代及文化奇蹟的時代，也即將降臨。
正如貝多芬創造十九世紀初維也納文化的黃金時代，馬勒也帶動二十世紀初期維也納的文藝復興，我們也期待世界級的馬勒指揮家呂紹嘉回國接掌NSO後，也一定會從馬勒的音樂出發，帶動廿一世紀台灣音樂文化的黃金時代；並讓社會大眾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上，開啟一個為了文化的目的而存在的時代，也就是成為文化掛帥的國度。到了那時，台灣才有真正的文藝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