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本意」的魔咒
文／楊照（作家）
不論是「程朱」說的「格物致知」，或是「陸王」說的「明心見性」，他們的真理權威來源都是孔子、孟子，都是所謂的「孔孟本意」，孔子、孟子原始的思想、教導本意。兩派僵持，一派說「格物致知」是「孔孟本意」，另一派說「明心見性」才是「孔孟本意」，而且彼此都指控對方違背了「孔孟本意」，從明朝中葉，「陽明學」坐大之後，自然就引發了一個學問上的衝動，一個治學知識上的潮流，那就是回歸原典原籍去顯現「孔孟本意」。
「孔孟本意」在哪裡？寫在書上。不只是《論語》、《孟子》，還有孔孟繼承的周朝王官學經籍，詩、書、禮、易、春秋。於是在這時開始認真、仔細對於「四書五經」的考究。《論語》的字字句句都要弄清楚，尤其是牽涉兩派差異的文句，例如「我欲仁，斯仁矣」，就那麼六個字，但關係到是不是意味著人可以不靠學問累積立即到達「仁」的境地，是「陽明學」的重要依據，所以有很多討論。「我欲仁，斯仁矣」這六個字，如果不是「明心見性」，那又別有什麼其他解釋嗎？如果你是「程朱派」的人，怎麼做？你必定要主張：「我欲仁，斯仁矣」，不能用表面的字義來理解，這些字在孔子的時代，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用法。辯論的需要，就會刺激士人去將經書中出現過的「欲」通通彙整出來，以便反駁：古人講的「欲」，本身就有層次，就有工夫的意涵，不是單純「想要」的意思。
這種態度在明朝中葉之後開始湧動，愈來愈多人回到經籍「本意」上做各式各樣的研究。此路一開就發現，有待研究的題材還真多！中國的儒學傳統，自漢朝以降，就是建立在「傳注傳統」上的。也就是說，傳統的知識學問，並非以創造出新內容、新成分為目標。很長的歷史中，中國知識人表達知識的方式，是對於已經存在的經典進行解釋、補充。漢朝時就定了基本前提──所有值得說的，最美好的、最重要的東西，都已經在之前的「黃金時代」被諸聖賢說過了。後來的人只能進行提醒（聖賢說的，我們或許忘了）以及說明（聖賢講得太精到，或許現在的人不能完全領略）。
「傳注」就是解經、注經、傳經，就是歷來對於經書累積的豐富說明。明朝中葉開始，我們看到一個知識學問上倒溯的歷程。許多人回頭整理「傳注」，進行新的分類，也就是建立自己認為適當的系譜。到明朝滅亡前，中國士人知識界已普遍接受了一條原則：要理解經籍文字的「本意」、「正義」，要從傳注中一路回溯、一路重建。回溯、重建過程中，愈古老就愈接近孔孟時代的意見，價值也愈高。
討論「我欲仁，斯仁矣」，當然要看傳注內容，朱熹、孔穎達、鄭玄，各有各的解釋，另外《論語》中有記載子張相關的一段看法，那我們接受誰的，相信誰的？以前，這些不同時代的意見，會被平舖並列來討論，可是現在有了新的原則，基本上愈古老的，權威就愈高。子張是孔子弟子，親炙孔子，所以他的話當然最可信。「去古為遠」於是成了口頭、文章裡經常出現的說法，時間性慢慢取代了論理的精妙、精到，成為決定真理最重要的標準。不是說誰講得特別好，而是誰講得特別早，或講得特別接近早先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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