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偉的歷史定位困境
文／姚中秋（獨立學者）
姚中秋，又名秋風，獨立學者，現居北京。主要從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著有《為什麼是市場》，已出版的譯著有《財產、法律與政府——巴斯夏政治經濟學文粹》、《法國大革命講稿》、《法律與自由》、《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什麼反對市場》、《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哈耶克傳》，並主持翻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譯叢》。
周渝先生囑我為尊德性齋主人周德偉先生的自傳作序。我惶恐不已：余何人哉，有資格作序？不過思量再三，我接受了這個任務。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表達我對老人的敬意和謝意。
約在二○○三年前後，大陸思想界發生重大變化。由於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嚴重的不公正，及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的事實，曾經獲得廣泛支持的「市場化」，受到廣泛質疑。而九十年代中期大陸興起的自由主義思潮與市場化之間，存在著直接關係——如果說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自由主義是與文學和歷史學聯繫在一起的，這一輪自由主義則是與經濟學聯繫在一起的。
我最初的價值觀念也同樣受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影響。面對公眾的可以理解的質疑，我開始對這種自由主義進路進行反思，進而經歷了一次思想轉變。此一轉變可用「保守化」一詞來形容，而尊德性齋主人就是我完成這次思想轉變的重要推動者。
當時，在艱苦環境中編輯《原道》、致力儒家復興的陳明先生，新從臺灣歸來，撰寫＜紫藤廬及其它＞一文，提及周德偉先生會通西方自由傳統與中國儒家傳統的思想進路。這一思路引起我極大興趣。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周德偉先生的大名，但僅知道他是一位經濟學家。也許並非巧合，我的經濟學知識背景與周德偉先生相同，俱歸宗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Austrian economics），且受海耶克影響最大。新竹清華大學的朋友黃春興先生曾提及，周德偉先生是海耶克的嫡系弟子。先生曾翻譯海耶克的《自由憲章》，而我當時也正從事海耶克思想的譯介。
正是通過對海耶克思想的解讀，我已經開始保守化轉向。陳明先生提供的資訊，讓我十分興奮。一個完整的周德偉形象呈現在我心中：既堅守自由市場原則，又堅守儒家傳統。對正處於思想轉向過程中的我來說，周德偉先生構成了一個典範，讓我看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隨後，陳明先生決定在大陸出版周德偉先生的著作。為此，他將他在臺灣影印的周德偉先生著作贈我，囑我為即將出版的周德偉先生文集《自由哲學和中國聖學》作序。借由這個機會，我通讀了周德偉先生的主要著作。此番閱讀，令我如入寶山。隨後我逢人便說，周德偉先生會通中西傳統的思想進路及其所取得的思考成就，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義。
然而，當我這樣熱情推薦時，遭遇的回應通常是茫然和困惑。這並不奇怪，在現有主流現代思想史和現代史敘事中，周德偉先生完全被忽略了，因而也就沒有多少人知曉。這樣一個致命的忽略，讓我對現有主流現代思想史的敘事框架、進而也對主流現代政治史的敘事框架，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大約從革命的當事人開始回憶辛亥革命之時起，革命的現代史觀就初步形成，並借助隨後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歷史理論，迅速主宰了現代史的歷史敘事。按照這種革命史觀，全盤而激進的革命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惟有通過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激進革命，中國人才可以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nation-state building）工作。
從一開始，國民黨和共產黨共用這一信念，也許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他們本身都是革命的製造、操作者。在掌握政權之後，他們也很自然地利用自己建立的革命性政權，把革命史觀變成正統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進而透過宣傳教育體系，變成國民的常識。這種意識形態也籠罩了整個學術界，即便那些異議人士也難以擺脫其影響。
有趣的是，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漢學家關於中國現代史的敘事，與這個革命史觀異曲而同工。
在他們看來，中國文明完全不同於西方文明，而現代國家起源於西方，現代化當然也就是西方化。對中國來說，惟有經過全面而深刻的文明變革，才有可能完成現代化。而這樣全面而深刻的文明變革，必然呈現為全盤而激進的革命。由此不難理解，漢學家的現代史敘事對國、共兩黨的激進革命充滿同情。相比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沒有深入進行，共產黨則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思想、文化、社會、經濟革命，因而費正清這樣的美國漢學家對共產黨革命有更多同情，他們也積極地論證了共產黨獲得政權的必然性。
總之，國共兩黨及其官方史學家，與海外學者共同塑造了一個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的革命史觀，他們支配了關於現代歷史的一切研究領域。它確實可以解釋一些現象，但它也遮蔽了無數更為重要的現象。
除了這個居於支配地位的史觀外，還有另外一種頗具影響力的史觀。臺灣學界對這方面的情況不是很瞭解，在大陸，這一史觀興起於九十年代。此即自由主義史觀，它始於李澤厚在八十年代後期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及「告別革命」兩個命題。這兩個命題促使人們重訪現代歷史，有些人因此放棄了革命史觀，轉而關注曾經被革命史觀所遮蔽、所貶低的自由主義，從而形成自由主義史觀。
這一史觀的闡述者直接或間接地接受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並用自由主義一詞來描述現代中國歷史上追求憲政、民主、法治、自由的一切觀念和政治運動。他們反對國共兩黨的暴力革命，甚至反對辛亥共和革命，而把自由主義觀念的傳播和相關文化、政治運動當作現代史的主流。
只不過，這一史觀面臨一個巨大挑戰：這一史觀強調自由主義與革命的不相容，而他們相信，自由主義可以拯救中國。不幸的，革命卻日趨激進、極端。於是，自由主義史觀變成了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失敗、也即啟蒙如何被救亡壓倒的闡釋。這一取向，與革命史觀解釋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形成了鮮明對比。只是這樣一來，這個史觀又面臨另外一個難題：自由憲政制度何以在臺灣最終大體完成構建？
略作觀察就可以發現，上述兩個主流的現代史敘事框架，都無法安頓周德偉先生以合適的位置。毫無疑問，周德偉先生是革命者。如自傳所記載，先生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先生於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即加入國民黨，致力於推翻舊軍閥之革命活動。但是，先生又堅持有限的「小革命」立場。先生一直主張，「革命事業，只應革腐敗政府之命，不應革社會基礎之命，傳統亦文化之積累，豈能一朝盡革？」先生所說「社會基礎」，是指政體之外的價值、宗教、社會結構、產權制度、經濟體系等等，這些領域都不應在革命的範圍之內。
換言之，周德偉先生所從事的革命，嚴格限定於政體革命範疇，而拒絕對廣泛的社會基礎進行激進革命。就此而言，他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式保守主義者。「告別革命」論者的立論依據之一是被誤解了的英國經驗，他們似乎相信，英國人始終是反對革命的。但其實，英國同樣發生過革命，英國人與法國人一樣，砍了國王的頭。英國人的革命智慧在於，它沒有進一步謀求通過暴力進行宗教、文化、法律、社會生活之革命，而局限於政體革命。保守主義不拒絕革命，只是拒絕「大革命」。
基於這一基本認知，周德偉先生對共產黨的極端革命予以嚴辭抨擊。在本自傳中，對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經濟革命主張，先生也毫不諱言地提出批評。先生畢生也以反駁這兩場革命共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為自己的主要知識使命。就此而言，先生又是反革命的。
另一方面，周德偉先生畢生獻身於自由事業，在任何時候，他都主張立憲、法治，同時，基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原理，也始終堅持自由市場原則。這後一點，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現代中國那些著名的思想人物，無一例外地懷疑自由市場制度，而主張程度不等的公有制和國家經營。也正是這一點，讓周德偉關於構造現代國家的思想體系，在現代中國，也許不是最精緻的，但肯定是最為完整的。
有趣的是，周德偉先生並不認同一直以來被當成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之主流的胡適的自由主義。在這本自傳中，先生對胡適先生的立場、學問、政治判斷力甚至人品，均提出了質疑。當然，對於自由主義提出並始終堅持的砸爛舊文化的主張，先生也給予嚴厲批評。
綜上所述，周德偉先生既是積極的革命者，又是明確的反革命者。先生既是自由的堅定信仰者和不懈實踐者，又不認可主流的自由主義。先生的思想是豐富的、立體的，這顯然超出了單向度的、簡單化的革命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所能容納和解釋的範圍。（本文摘自《落筆驚風雨》，係姚中秋先生為此書所寫序文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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