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孤獨的反潮流者
文／溫洽溢（《傳記文學》副社長）
溫洽溢，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並擔任《傳記文學》副社長。
因著遠流出版社出版周德偉先生回憶錄的機緣，我得以先讀為快，理解周德偉先生其人。如果說要給周先生一個定位的話，或許可把他看成一位孤獨的反潮流者。
書中提到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起初參加馬克思研究學會，後來退會了。馬克思研究學會是由李大釗主辦的。讀者如果對中國共產黨史稍有瞭解的話，一定會知道這個學會的重要性。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裡面有一種像武俠小說的講法，叫「南陳北李相約來建黨」，南陳指的是陳獨秀，北李就是李大釗，兩人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靈魂人物。當時李大釗在北大，陳獨秀因為被北方的軍閥追緝，所以跑到上海去了。共產國際派了很多代表到中國來尋求合作的對象，先找上李大釗。李大釗勸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上海去找陳獨秀，後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不過在這之前，北大就在李大釗的主持之下，成立了馬克思研究學會了。這個學會裡面有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羅章龍，都是創黨的元老，像張國燾、劉仁靜還是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一大的時候北京大學的代表。
鄧中夏是共產黨從事工運的重要人物，也是湖南人，他請同鄉周德偉參加這個學會，一開始周先生也入會了。入會不久之後，鄧中夏就請周先生去講學，每個月的薪水是三十塊，大概是要去宣揚共產黨的理念，結果被周先生拒絕了。鄧中夏就有點語帶指責，說他怎麼沒有階級意識。周德偉回說：「個人方有意識，個人才有意識，階級乃是集體空鳴，這是一個虛的東西。」他說階級乃是集體空鳴，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這是周德偉的反駁。
鄧中夏就指責周先生，他沒有資格當馬克思研究學會的會員，周德偉就反駁說，那個學會本來就是可以研究的、可以自由來去的，表示自己不能在這種壓力之下，就選擇退出研究學會。
如果周先生當初接受馬克思主義，留在馬克思學會的話，不知道他後來會不會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場域裡面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那時我們所熟悉的毛澤東還是圖書館管員，像張國燾這些北大的學生根本是瞧不起毛澤東的。後來毛澤東以湖南代表身分出席一大，如果周先生加入的話，這個代表還輪不輪得到毛澤東也未可知。人的選擇會影響到歷史，可能也被歷史影響，就一念之間而已。但至少可以從這段對話看出，周先生很早就有自我意識，自我並不是說是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而是個人是思考的立足點。
周德偉不喜歡讀《新青年》雜誌。這是胡適宣揚新文化時一份很重要的雜誌，創辦人是陳獨秀。後來因為蘇聯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新青年》雜誌從宣揚新文化，然後轉向宣揚馬克思主義理念。五四運動就是非常激進的要去推翻中國文化的傳統，打倒孔家店。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在《新青年》雜誌上登載的，整個雜誌的立場就是反傳統、反中國文化，是馬列主義、唯物主義傾向的，但周先生說他不喜歡讀《新青年》。
而他參加國民黨，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崇拜孫中山。他其實對於孫中山的思想觀念有很多的批評，比如說他不能接受「耕者有其田」的理念。我們聽起來蠻好的一個政策，農民受苦、沒有自己的耕地，把土地透過政府的力量分給農民，讓農民有自己的土地耕種，增加農業產出，這有什麼不好？
他也反對孫中山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今天我們來講就是資本家剝削平民百姓，節制資本家的資本有什麼不好？
周先生反對的理由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是讓中國束縛在小農經濟這樣的一個結構裡，中國所欠缺的是發達工業的方向，所以他反對耕者有其田，反對節制私人、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我們來看中國的經濟結構，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另一方面，中國的幅員相當遼闊，可是農業耕地有限，人口分佈很不平均。也就是說，如果全中國有四、五億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那麼農民可分配到的耕地是非常小的。如果採取耕者有其田的話，並無利於農業的大規模生產。再者，他提到要發達私人資本、工業的生產，其用意就是透過私人的資本把龐大的剩餘的農業勞動人口轉移到工業部門，不管是輕工業或重工業。當時中國所欠缺的就是私人資本來創造工業，吸納剩餘的農業勞動力。
而孫中山的政策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講，把中國重新束縛在小農經濟的結構上，這又是一種傷害。對照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的策略，或是毛澤東的看法，人口多底子薄，底子薄要怎麼創造有力的生產資本？那就引進外資，創造輕工業的環境。他是把中國歷來農業結構剩餘的勞動力吸納到工業部門，然後創造產品以外國為市場。如果用改革開放的策略來想周先生為什麼會反對孫中山的土地政策和工業政策的話，應該就可以想的通。
周先生有他的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當然反對孫中山這種帶著管制性的做法。我們可以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策略，來了解為什麼周先生為什麼要反對孫中山的政策。他認為孫中山會採取這種政策是為了要吸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勢力，表現出濃厚的實用主義的色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一點像拼裝車，各種他喜歡的都可以把它嫁接在一起。從周先生的回憶錄裡面就可以看到他在思想上對孫中山的批評。
周先生在翻譯海耶克的時候，反對用「自由主義」這個名詞來翻，他的理由是主義是一派一家之言。周先生提到，「自由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亦不可以缺少者，不是屬於一派一家之言，每一個人要發展自己總是需要自由的能力、空間或權力，所以說不屬於一派一家之言。」他用了「自由立茲」來對應liberalism。「立茲」二字也有典故。孔子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己欲立而立人」。
所以說這個名詞的翻譯是源自於儒家思想，而周先生的回憶錄使用的語言也有濃厚文言的色彩。他雖然歷經五四運動文化的衝擊，本身又受西方思想的訓練，拜在自由主義大師的門下，但是他的根底卻是儒家的。
儒家的思想竟然能跟西方的自由主義融合在他身上，這讓我們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在追求自由主義的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毀棄傳統？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可以從周先生的著作裡看到這個矛盾融合在他身上居然能夠相安無事。大致上可以這樣說，周先生在文化上是保守主義者，然而在經濟、政治的思想上，他是個自由主義者。
德國詩人席勒曾說，「我的時代尚未來臨」，這句話用來形容周德偉也還傳神。柏畢歐說，一個知識份子唯有在知道如何和自己的政黨唱反調時，他才是一個真正的批判者，而不是文宣專家。如果席勒跟柏畢歐的這兩句話結合在一起來形容周德偉先生的話，可以說他是一個時代還沒有來臨的批判者。（本文整理自溫洽溢教授3月24日於誠品信義店「民國小講堂」「熱心感時憂民，冷眼旁觀民國」之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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