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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成泣鬼神,世間能聞否?--側記《落筆驚風雨》新書發表會 

文/吳家恆(文字工作者)


 落筆驚風雨-s.jpg  《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新書發表會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紫藤廬進行,幾乎就在同時,不遠處的殷海光故居也在舉行《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的新書發表會。兩本書不期然選擇同一天做新書發表,只能說冥冥中有其安排。

        在一個媒體追逐藝人名流的芝麻綠豆小事,反覆炒作,或是不著重政治人物政策理念的檢視,只在言詞表面做文章的台灣社會,殷海光已經久為人所遺忘,周德偉更是聞所未聞的名字,但是,在某個意義上,我們所處今天的台灣社會都有他們的身影。

        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便指出,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是自由主義在台灣比較完整的一段發展,民主、自由、憲政、人權這些概念在台灣出現,並且變成每個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主要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貢獻。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貢獻從哪裡來的呢?可以回溯到周德偉身上。從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在《自由中國》關於自由民主的論述可以看到,他們有一股對國民黨統治非常強烈的不滿,特別是對共產黨威脅的恐懼。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反共,其次的目標是希望國民黨民主化。但是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說是從很素樸、很常識性的角度去談自由民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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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適到李宗仁──唐德剛從事口述歷史研究探微 

文/夏沛然(聯合國翻譯退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本文內容整理自:「文學‧唐德剛‧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0/11/0220:00-21:00,誠品台大店 3F藝文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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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參加口述學會,因為覺得像唐先生寫口述史那麼活潑、那麼有趣,是我們以前看歷史從來沒有想到過的,而且沒有想到過歷史可以這樣寫法。你有時候看他的書會忍不住笑出來,覺得他的筆調是那麼幽默、活潑,而且筆端充滿了感情。這是我們當初想參加口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要講到口述史學會成立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1950年代,唐先生那時候在哥大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他作學生,在東亞圖書館打工。那時候胡適從南京到美國,住在紐約,因為他也沒錢、也沒事情可做,就經常到東亞圖書館去看書看報,恰巧唐先生又是胡適的安徽同鄉,他們倆就認識了,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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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盡炎涼,歷遍滄桑,最懂人情是德剛──回憶唐德剛先生*

文/王 (詩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本文內容整理自:「文學‧唐德剛‧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0/11/02,20:00-21:00,誠品台大店 3F藝文閣樓

YLD13.jpg  大家都知道,唐德剛先生是有名的史學家,但我跟唐先生的接觸多半是他文學的一面。文史不分家,曹聚仁先生也說過「文學和歷史在中國是孿生姊妹」。而唐先生對文學的興趣一直是很廣的,在文學創作上也很多樣:散文、小說、新詩、舊詩,還寫文學評論。

唐先生的散文最為一般人所稱道。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先生就說,唐先生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稱讚唐先生的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詼諧、氣勢磅礡、妙趣橫生。夏志清先生還說,他的《胡適雜憶》所以比《李宗仁回憶錄》好,是因為不受口述的約束,能發揮寫作才華。

周策縱先生則說《胡適雜憶》把胡適寫的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缺點、也有讓人不喜歡的地方,一個非常真實的人物。但是你讀了《胡適雜憶》,在胡適的身上可以找到唐德剛。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妙了,因為《胡適雜憶》裡的胡適,是唐德剛筆下的胡適,所以當然胡適身上可以找到唐德剛先生。

另外唐先生寫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筆觸很少,但是栩栩如生,寫的非常生動。江冬秀女士的英文並不是很好。有一天她在家裡,到廚房裡準備去做菜的時候,發現屋子裡有一個高個黑人。那個黑人大概是從窗子爬進來的。一般的女性碰到這個情形恐怕是大叫一聲或是趕快跑。她都沒有,她非常鎮定,快走到門口說go,用她會的一句英文講。go,那個黑人就go了,開了門走出去。唐先生這段各位可以在《胡適雜憶》裡看到,文白夾雜,還夾了英文,寫得很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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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黑暗的玻璃──詹宏志二看《天才雷普利》

講者/詹宏志

本文內容整理自:「擾人的閱讀經驗──追緝天才雷普利」,2010/08/04,14:00-16:00,敏隆講堂

整理/梁仕旻,標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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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怪客》跟《闖禍者》只是海史密斯初次啼聲的作品,她還沒真正一頭鑽進犯罪者的狀態。但是等到《天才雷普利》出來之後,就不一樣了。

  這部作品驚世駭俗,嚇到了當時的評論者。今天的讀者看很多了,也比較鐵石心腸,可是50年代的美國還是相當純樸的社會。所以《天才雷普利》的結局,對當時的讀書界是一大考驗。

  有趣的是,第一個接受《天才雷普利》的是法國。美國那些罪犯為中心的小說,在法國的名氣都比在美國高、接受也早。法國人是最早接受海史密斯的雷普利系列小說,而在英語世界裡頭最早接受雷普利的都是一流的小說家,而且都不是寫推理小說的小說家。

  《天才雷普利》從一開始就有點吸引人了,因為雷普利感覺有人在盯著他看,他懷疑這人是在跟蹤他,所以他一直在換地方,一會兒進到這家店,一會兒又忽然走進一家咖啡店。結果這人又跟來了,坐在那邊看他。雷普利也一直在擔心是不是有什麼事已經被知道了。

  也就是說,從開頭的短短的一百個字裡頭,我們知道,雷普利被追蹤,他對追蹤感到害怕,因為他覺得有什麼事要東窗事發,所以他一定做了什麼事。最後,跟蹤他的人走了過來,問他是不是湯姆‧雷普利。那人又繼續問他是不是狄奇的朋友,並表明自己是狄奇的父親。這本小說是這樣開始的,這個場景其實是亨利‧詹姆斯《奉使記》的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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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火車怪客到雷普利

講者/詹宏志

本文內容整理自:「擾人的閱讀經驗──追緝天才雷普利」,2010/08/04,14:00-16:00,敏隆講堂

整理/梁仕旻,標題由編輯所加

海史密斯寫的第一本小說是1950年出版的《火車怪客》。R0014670.JPG

從1942年到1946年,海史密斯替漫畫做編劇。後來她受到小說家卡波提的鼓勵或刺激,決心寫小說。完成之後,出版的過程還算順利,反應也還可以,並不是一炮而紅。後來有電影公司來接洽,提了四千美金要買電影版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以六千美金成交,永久買斷版權。

後來海史密斯對這點有很多抱怨,她常在寫信給朋友的時候提到這件事,抱怨這位導演非常小氣。我們知道買下版權的是希區考克,他並沒有露面,因為露面就不是這個價錢。後來這部電影的故事一拍再拍,版權一再授權,賺的都是希區考克,而不是海史密斯。

不過,這個抱怨有一點點得了便宜又賣乖。因為,一個剛出道的作家寫的沒有很紅的第一本書被大導演看上,真的是非常幸運。而且小說是在電影上演之後才紅起來,紅到海史密斯後來的任何書都變成搶手貨,而且紅到她會有一個重大的轉折,使得第一本書《火車怪客》跟第二本書《闖禍者》之間相隔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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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古曉梅

本文內容整理自:「閱讀蕭邦」系列講座,2010/07/1220:00-21:00,台大誠品三樓藝文閣樓

整理/梁仕旻


(開場:吳家恆)

二○一○年是蕭邦出生兩百週年,世界各地都舉辦紀念蕭邦的相關活動,在台灣更是熱絡,不但有焦元溥為台中古典台籌畫的「20×10蕭邦國際音樂節」,其他演奏蕭邦作品的音樂會更是不計其數。在出版方面,焦元溥寫了一本洋洋灑灑的《聽見蕭邦》(聯經出版),側重在音樂的解析,適合與側重生平歷史的傳記《為了藝術為了愛》(博雅書屋)一起讀,此外還有高談文化的《蕭邦在巴黎》,加上遠流新出版的《鋼琴課》,稱蕭邦為二○一○年的風雲音樂大師,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七月份,在全省誠品,遠流出版邀得博雅書屋、聯經出版、高談文化舉辦了八場【閱讀蕭邦】系列講座。在台大誠品的場次,邀請到莫斯科音樂院畢業、目前任教於政大斯拉夫語系的古曉梅小姐,為我們主講「指尖的文學鄉愁──蕭邦在波蘭」

 

我們常說音樂是一種語言,藉由聲音,可以傳達我們的感覺與意涵。如果我們回頭看十九世紀歐洲音樂的浪漫主義,其背後的許多動能與靈感是來自語言文字的。蕭邦在音樂上的若干貢獻與創舉就是來自浪漫主義文學,這方面是受到他的情人喬治桑(George Sand)的影響。當時的社會男權高漲,女性作家不易容身,所以她給自己一個男性的筆名,George

蕭邦受到喬治桑在文學上的影響以及時代氛圍的浸染,開始有了一種想法:可不可以把文學的文體做為音樂創作的素材?其結果之一,就是我們在音樂會上常會聽到的敘事曲(Ballade)。敘事曲這個字是源自詩歌,通常是在說一段歷史故事。我們以蕭邦的第一號G小調敘事曲為例,從曲式上來說,像是一首輪旋曲,有三個段落,採取ABACA的安排。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一段敘事,我覺得A就好像是說書人,每當A出現就是他要講一段故事了。那麼真正的劇是B,這樣一個曲子結構就像在看一齣戲劇表演,前有序,後有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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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轉星球文化 黃俊隆談《我在DK的出版歲月》 

保持初衷比出到暢銷書還難

YLC44.jpg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DK的出版歲月》就是一本跟出版業有關的書而已,裡頭有很多東西有共通性,它可能不見得只有在英國、美國可以用,也不見得是只有在出版業可以用。

 

書裡面有很多東西,跟我自己當時創立自轉星球到現在的一些心境跟歷程很像。譬如說DK剛創立的時候,滿懷熱忱跟初衷,不要有專業經理人來管理,連會計也不要。這跟自轉星球很像,我們剛開始也有很多原則,譬如說不要有辦公室,也不要聘請員工,可是當我們走到第四年的時候,就開始覺得這樣不行,我是不是應該要多加人?我應該多花一些時間去找書、簽書,不要負責那麼多編務的事情,找個編輯進來分擔比較好……這中間會出現很多陷阱。

 

這事情讓我深刻體會到,一個企業跟品牌養成的過程中,最難的就是取捨的問題。原本你擅長的利基,到最後有沒有辦法在企業成長過程中堅守?一家有好創意的公司草創之初,總是懷抱著高遠的理想,不受疆界束縛,但沒多久就會面臨成長陣痛來攪局。公司要擴大、要管理、要會計,系統也要變得越來越複雜,才有辦法應付越來越龐雜的公司,結果,常常會走向變得越來越官僚一途……。

 

其實出版這件事,我覺得最重要的價值就是人,而不是在於你手上握有多少合約。合約都會到期,而人的養成才是出版社最重要的事。沒錯,人也有可能會跑掉,但是應收帳款也有變呆帳的時候,這是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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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愛情  時間:20100514,誠品信義店

  主講:溫洽溢(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吳家恆(遠流出版副總編輯)

  整理:黃少璋 

 

 

 

吳家恆:唐德剛去世後,中研院有一場研討會,當時還在世的成露茜院長就提起了一段往事,世新大學接手《傳記文學》後,她做了一些創新及調整,但是一些老讀者甚至歷史學家對這樣的做法不表認同,但是唐德剛當時寫信給她支援改變,由此可以看出唐是個心胸寬大的人。而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們想到的都是胡適、李宗仁、張學良的口述歷史,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很多讀者不知道要如何看待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這也是為什麼這場座談會選擇以這本小說為主題的原因,因為戰爭與愛情被忽略了這是一件非常可惜也不公平的事情。在前一陣子章詒和有一本書,在書中提到了唐德剛先生對他的意義,她談到了唐德剛生動的文字,把他當作寫作的典範,所以在章詒和還沒寫《往事並不如煙》之前,他練習的對象就是唐德剛。這裡碰觸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唐德剛是個史學家,但是在他筆下到底是文學比較多還是史學成分比較多?以及這跟口述歷史之間又有什麼關聯呢? 

溫洽溢:我昨天讀到李歐梵一篇文章討論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關係,歷史給我們的感覺是專業史家蒐集資料做歷史的分析,小說是抒發情感。在西方,歷史是大的敘事,與小說是對立的,但是在中國,以司馬遷的史記來講,你可以從歷史來看,也可以用小說來看,歷史、小說、文學並不像西方那樣對立。在這過程當中,李歐梵感到比較遺憾的是在19世紀後中國有許多苦難的集體記憶,但是卻沒有訴諸小說,他特別提到戰爭文學,在歐洲像《西線無戰事》有很豐富的戰爭小說,中國卻很少同樣類型的作品出現。所以李歐梵主張中國應該寫戰爭文學,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其實就可以視為一部戰爭文學。唐德剛先以史學家的身分撰寫歷史,然後來寫小說,剛好跟史景遷相反,史景遷雖然是歷史學家,但是他很擅長用小說、文學型式來表達歷史時代意義。唐德剛的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時代的細節描述的特別詳細,從中可看出史學家很嚴肅的鋪陳大時代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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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辛廣偉(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辛廣偉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4年,之後也有一個機會和大家在國家圖書館交流,當時出版了《台灣出版史》,我要特別說明當初並沒有刻意要出這麼一部書,這是我對台灣的了解、觀察、學習的結果。我是在1990年初開始和台灣出版業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單位在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那個機構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直屬機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岸的出版合版權交流,包括把已經出版的台灣作品想辦法支付給台灣作者,因為那時後原本兩岸不通,互相出版是沒有付費的,後來因為交流了,雙方開始有一些可遵守的規則,所以那時後大陸出版了非常多的三毛、瓊瑤的作品,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進入那個機構。時間過的非常快,已經將近20年了,在座有許多朋友都是我在90年代初在北京就熟悉的。

台北在變北京在變,整個大陸在變,所以我跟大家做個關於出版界變化的簡單報告。當初我在中華版權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和台北出版人打交道,後來94年我又有機會到這裡來,大家知道我們在大陸的出版機構全部是國有,這是和台灣最大的區別,所以我們那裡的名字也比較相同,比如遼寧美術出版社,就是在遼寧省出版美術書的,山東美術就是在山東,江蘇教育就是出版教育書的,是一個非常規範的狀況;但是當我和台灣出版業交流首先名字就非常不同,他叫遠流他叫遠景(有一點點淵源),他叫天下他叫九歌,他叫大地他叫爾雅,對呀,我們出版就是做文化的,可以取這麼美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取一樣的名字呢?但是當時的規定就是不可以。來到這裡之後呢,我就發現出版是可以有這麼多形態。第二個,我們那裡只有國營,我來台的時候也還有國營的台灣書店,但是還有基金會的、有報業的、有機構的,當然更多的是個人的、一個人出版,今天隱地先生也有來,當初年輕的時候做期刊出版,然後更加有理想幫作家朋友出書作一個出版社,我在1994年的時候是很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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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00002.jpg是在什麼狀況下柏楊膽敢碰「醜陋的中國人」這麼大的一個題目?今天台灣言論自由如此開放,很難想像在當時封閉的時代,這麼敏感的問題具有多大的爆炸性。80年代有一齣很紅的「那一夜我們一起說相聲」,當時很轟動,柏楊很喜歡聽相聲,於是託人要了兩張票,是在中部某一所大學的場次。因為在中部,我們當天下午很早就準備出門去聽相聲,出門前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是大學的人員,表示他們無法招待柏楊,要求他不要出席。柏楊又不是去演相聲,他是去聽相聲!我想說既然不歡迎我們,那就不去吧。柏楊說既然好不容易要到票,就要我一個人去。我就說好吧,那我去看,回來在演給你聽。正要出門,電話鈴又響了,對方問說:「你是柏楊太太?你也要來聽相聲?」我說是啊,對方說:「你也不用來了。我就傻住了。」當時這麼一件事說明當時的局面,柏楊是一個思想犯 ,一個大學學府竟然連他只是去聽個表演都不敢接納。可見一個社會的進步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柏楊是個感覺很多、思想很澎湃的人,他觀察到中國長期專制、思想箝制之下,長期累積下來,民族性有很多要不得的地方。一個思想的改變很難,民族如果有缺點,現在改進了多少?該怎麼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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