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與口述歷史》代序 

典範長存:勤學善問、能言善言的唐德剛 

文/于仁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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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首期學刊尚未編定,我們的導師、本會創始人唐德剛教 授卻已逝世。 原來我們計劃,以首期學刊慶祝唐德剛教授的九十大壽,不幸唐教授在二○○九年十月逝世,於是改為出版紀念他的專集。唐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口述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用我們口述史學會編輯的專集來紀念他,自然最合適不過。非常幸運的是,本會同仁古蒼林先生已將數年前他對唐教授的口述歷史訪問稿整理好,使我們得以將這篇寶貴的文稿為本集重頭文章刊出,以這種獨特而又再親切不過的方式來紀念唐教授。唐教授生前曾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對李宗仁、張學良、胡適、顧維鈞等歷史人物進行口述史訪問,寫出《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傳世名著,為後輩留下從事口述史研究的典範之作。他老人家晚年又欣然同意對他自己做口述史訪問,誠實而又興趣盎然地回憶他的一生,給後輩留下又一典範。唐教授曾多次強調,口述史應記錄「正史」上看不到的、生動具體的生活細節和個人感受。我們讀古蒼林先生整理的唐教授口述史訪問錄,便處處看得到這種寶貴的、生動的生活細節和獨特的感受;我們讀這篇訪問錄,既看到唐教授的「人」,也在字裡行間體會得出他這位口述史開拓者的「技」,對照回想唐教授生前對我們的言傳身教,不由得倍加懷念他。

唐教授和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胡適之先生有特殊而親密的關係;在胡適之先生的晚年,唐教授獲得特別的機緣,與胡適之先生過從甚密,對他有直接的觀察。胡適之先生逝世許多年後,人們對他又有了興趣,想知道他、了解他;唐教授綜合自己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對年輕一代提出建議,如欲了解、理解胡適思想的發展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影響,可以不讀那幾十年積累下來幾可稱之為汗牛充棟的「胡適研究」專著、專集,但必須讀胡適的《四十自述》及唐教授整理的《胡適口述自傳》。唐教授說,這是「以經讀經」,最簡捷直湊而又切實可靠的求學途徑。我覺得,唐教授建議提倡的「以經讀經」法,正好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唐教授現在已經作古,紀念他的文章不斷湧出,可是要想對唐教授的學術成就、真知灼見、獨特的文字風格有所認識和體會,還是要「以經讀經」,讀他的《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胡適雜憶》、《晚清七十年》,以及他的其他文字和口述回憶錄。

唐教授一生著述甚豐,在華文、華人世界擁有眾多喜愛他文章的讀者,他的成就和影響遠遠超出口述史的範圍,任何人對他「以經讀經」,自然會認識到這一點。在這裡,我不可能也不打算對唐教授的成就和影響作全面評價。我只想在有限的篇幅裡,簡略地談談唐教授幾本口述史著作及他的口述回憶錄的典範意義。

唐教授一輩子做學問,勤學而善問,學問非常好。我們讀他的著作,得知他從小到大,自幼及老,都是一個勤奮向學的學者。他少年時便熟讀《資治通鑒》,大學時代受教於顧頡剛等名師,大學畢業後教過西洋史,到美國留學後又遍讀西方二戰後新的史學理論和史學名著,根基極扎實,學貫中西,稱得得「舊學邃密,新知深沉」。他教過西方文明史、美國史、中國史,也是「華裔美國人史」課程的最早倡議者及組織者之一,是一位極其淵博而深受學生歡迎的教授。正因為唐教授畢生勤學,擁有廣博的知識,他在從事口述史訪問、整理時──如他對張學良、胡適、顧維鈞等人進行口述史訪問時,便非常善問。唐教授的善問,首先是在技術層面上,如史實核對,在這方面唐教授的高超技藝和嚴謹態度,讀者自會有目共睹,讀一讀他的《胡適口述自傳》和《李宗仁回憶錄》便知道了。唐教授自己對此也有風趣的記述:

 

顧(維鈞)氏把「金佛朗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錯誤,顧公不服,並說「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顧總長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再次反證,顧公才服輸。(唐德剛,〈廣陵散從此絕矣〉,見《書緣與人緣》,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二○○六年,第七十七頁)

 

唐教授的善問,主要還是在思辨的層次,和歷史理解的層次上。我們若細讀他老人家幾部口述史著作的注釋、《胡適雜憶》及注釋,細細品味體會他和他的胡適之老師的種種討論,看他如何遵循胡適之先生反覆教導的做學問要「不疑處有疑」的原則和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和胡適之抬槓、辯論,便可見到唐教授博學深思、在許多問題上見識超絕的過人才氣,以及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追求及堅持歷史真實,力求自己所作的評論、評價公正持平的史德、史識。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及討論口述史的文章,處處顯示了他融會貫通的歷史理解和他的批判性思考。作為典範,這些著作將啟發和示範後繼者怎樣從事口述史研究和寫作。我讀唐教授的著作,覺得他在當代華人、華文世界裡取得「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學家的成就,根基和關鍵便是他對古今中外歷史融會貫通的理解,以及他極強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唐教授獨立思考,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他也發展出他自己的獨特的文字風格,是一位能言善言、廣為讀者喜愛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唐教授的文字,有獨特的魅力,已有許多學者指出討論過。二十多年前,我初到美國,得到一本唐先生的《胡適雜憶》,打開一讀便放不下手,一口氣讀完才肯罷休。唐教授逝世之後,我懷念他,重讀《胡適雜憶》,還是打開之後放不下手。這使我想起「經典」的定義:經典是那些可以一讀再讀的書。孟子說,「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唐教授的著作和文章,就給人強烈的感覺,他真是善言。

唐教授的文采或許是他與生俱來的天賦,是無從學起的。但唐教授寫文章的出發點、立場,和他努力的方向,卻是可以借鑒的。唐教授能言善言,寫文章時──甚至是寫歷史著作時,常常向讀者發出一聲「朋友!」的呼喚,讓人覺得親切。這是他尊重讀者的一種表示,當然也是他引導讀者和他一起進行批判性思考的一種寫作技巧。他和讀者一起平起平坐地分享他獨立思考所得的獨立見解,不教訓人,也不故作清高自言自語。他的立場是學者的立場,同時也是平民的立場。唐教授在台灣《傳記文學》發表他的民國史系列文章,一開始便給自己定下雅俗共賞兩個標準:(一)正文當「務求其通俗」,(二)注釋部分經得起學術界的批評鑒定。(〈民國史「每兩月一章」〉,《書緣與人緣》,第七十三頁)

著書立說要有真學問,而「務求其通俗」,是一種立場,也是極高極難的標準,只有才氣橫溢而又雄心勃勃的人才敢說這種話。寫充滿行話、套話的乾巴巴學術論文不難,要寫出既有學術上的真知灼見、又為普通讀者所歡迎的通俗文章,則非常困難。唐教授的著作文章,在當代華人讀者世界裡雅俗共賞,是他了不起的成就。我對唐教授這種成就的認識,不僅是從書本上、而且是從親身經歷中得來的。一九八○年代初期,中、英談判香港主權歸還中國諸事項,唐教授在紐約市出版的中文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民族立場、平民立場出發,批評港英殖民政策、支持香港回歸祖國,同時強調和平理性、冷靜寬容,文章寫得精彩動人,極受歡迎。我那段時間到紐約唐人街去,好幾次聽到老華僑、新移民在交談中引用唐教授的文章論點當作自己的意見,議論風生,給我留下極深印象,至今難忘。後來我再三閱讀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和其他文章,便處處留心到他的平民立場。我們讀唐教授對袁世凱、蔣介石、胡適、張學良、顧維鈞等人的評價,也可以看到他的平民立場。

唐教授做了幾十年口述史研究,對象都是民國史上的大人物,所謂帝(李宗仁)王、將(張學良)相(顧維鈞),等到他一九九○年初期創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時,他卻大力提倡做普通人的口述史訪談,這彷彿是一個很有趣的矛盾。如果我們認識到,唐教授研究歷史、口述史的基本立場是平民立場,則可知這並不矛盾。反之,如果讀唐教授的口述史著作,只注意他的研究對象而忽略他的平民立場,則不能完全體認他的口述史著作的價值和典範意義。

唐教授融會貫通的歷史探索,他的批判精神,以及他的平民立場,都包含呈現在他那些雅俗共賞的著作文章中,我們如能「以經讀經」,細心體會,必定能時時從中得到啟示和汲取營養。(本文摘自《唐德剛與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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