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到壟斷》編輯手記
文／吳家恆
凱恩斯在《貨幣論》裡頭有一句話：「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這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就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作者朱嘉明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四君子」，受趙紫陽提拔，先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朱嘉明在一九八四年籌辦「莫干山會議」，意氣風發，今天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一把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都是當年在會議中登場的青年學者。
傳統: 自由、多元和非國家的貨幣經濟（先秦─明清）
放眼世界，只有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維繫二千餘年，從未中斷，成為中華文明久遠而獨立的重要象徵。中國的貨幣經濟史經歷了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傳統貨幣經濟始於春秋戰國，到一九三三年「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而結束。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中國傳統經濟就是農耕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是閉關守舊政策下的經濟，且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中國傳統經濟的真實面貌是：穩定的農工商結構、完備的產權制度、成熟的商品市場體系，早熟且從未中斷的貨幣經濟與全方位的國際經濟交流相輔相成。而且，歷朝歷代都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沒有控制經濟生活的意願，由此造就了中國傳統經濟的生命力、本質、深層結構和內在機制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一般認為，貨幣經濟的自然形成，人口增加、技術進步、各地區商品剩餘增加、交通體系形成息息相關。貨幣因私人部門的需要而出現，透過貨幣降低交易成本。亞當．斯密說過，貨幣可以促進交換和鼓勵專業化經營。透過貨幣的使用，在不確定環境中獲取資訊和進行交易的成本因而降低，減少初始稟賦轉變為消費的交易次數，增加所有交易商的福利。
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文／魏格林博士（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 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 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先生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文／王巍（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讀畢朱嘉明先生六十萬字的論著，一幅縱向描述中國金融史的《清明上河圖》徐徐展開。靜心把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兩千年貨幣經濟演變栩栩如生。此等格局，這般功力，正合嘉明先生本性。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嘉明先生講演，正為此公意氣風發問政獻策之際。莫干山改革會議的組織奠定了他當代思想家的底色與視野。一本《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洛陽紙貴，展示他大格局解析複雜系統的思維能力。
一九八九年到九一年間，我們在美國為鄰，不時添酒回燈徹夜長談。於政治之外，他更著眼於野史與掌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解構，究心之術開始取代殿堂對策。仍隱約記得一起策劃建立海外金融機構，隔靴搔癢，聊補嘉明未能參與國內金融改革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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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王‧康熙‧大地之歌
文／吳家恆
台北故宮正在展的「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說這是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的高潮也不為過，當然，還有NSO國家交響樂團在年底跨年音樂會要演出的馬勒《復活》。
康熙與路易十四約當同時，都是年少即位，大權旁落，都克服了各自的統治危機，登上權力顛峰，展開一段盛世。而兩位統治者在位期間所發生的東西交流，對於後世也是影響甚鉅。可惜在雍正即位後，與西洋的交流逐漸中斷；歐洲這邊則是耶穌會的傳教成績引人眼紅，加上做事權宜有點過了頭，被人一狀告到教廷去，最後遭到禁止。
兩邊的交流這麼一受挫，等到十九世紀重啟接觸，一邊已經是發展開始停滯、社會問題叢生的帝國，一個是歷經工業革命之後，渴求原料、勞力與市場的商業文明，難以平起平坐，那就是一連串災禍的開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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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即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
活動辦法：剪下《我的時代已經來臨》一書折口，填妥以下資料，寄至遠流出版，就可參加抽獎活動。遠流出版將於11月1日公開抽出10位讀者，共送出5張「拉圖&柏林愛樂／馬勒第九號交響曲」、5本MUZIK古典樂刊。11月30日再抽出10位幸運讀者，分別致贈NSO國家交響樂團2012/ 1/1「太初之光—馬勒第二號交響曲—《復活》」音樂會票券1張或1本MUZIK古典樂刊。2012年1月6日再抽出3位讀者，各致贈1張「大衛辛曼＆蘇黎士音樂廳管弦樂團／馬勒交響曲」。
郵寄地址：100台北市南昌路二段81號5樓 編輯部 郭小姐收
姓名：電話：
文／歐頭（台中古典音樂台「古典啟示錄」主持人）
馬勒交響曲的聽覺效果好，視覺效果更不在少。在介紹馬勒交響曲經典錄音支前，我們先從管絃樂法來看馬勒交響曲的突破創新之處。
《我的時代已經來臨》序論 │
馬勒：交響樂的巨人
文／林衡哲（作者）
在西方音樂史上，歌劇和交響曲是兩種最重要的音樂形式。歌劇規模龐大，包羅萬象，集音樂、文學、藝術、戲劇、舞蹈之大成。而自「交響曲之父」海頓以降，歷代音樂家莫不以能創作交響曲為桂冠榮耀。貝多芬之所以被稱為「樂聖」，就是因為寫了九首不朽的交響曲。布拉姆斯是在寫了無數精采的協奏曲與室內樂之後，直到四十歲才敢提筆創作第一號交響曲。
威爾第（Giuseppe Verdi）、普契尼與華格納這三位歌劇史上的巨人，傾一生之力創作歌劇，雖然偶有精采的管弦樂作品（例如威爾第的《安魂曲》），而華格納也深受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影響，但這三位都以歌劇聞名，並沒寫交響曲。看來歌劇與交響曲的創作似乎是不可兼得的。只有莫札特是例外。雖然他只活了卅五歲（一七五六—一七九一），卻寫了二十多部精采的歌劇與四十一首交響曲。難怪內心一直想寫歌劇，卻寫不出歌劇的馬勒會那麼崇拜莫札特。馬勒在臨死前的遺言就是「莫札特、莫札特」。
自序 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
文／林衡哲（《我的時代已經來臨》作者）
我的音樂啟蒙甚晚，或許因為我不是出身音樂家庭的緣故。我大約是在宜蘭中學初三畢業那年暑假，宜蘭大專校友會在故鄉舉行「古典音樂欣賞會」，才初聆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我一聽就入迷了，在內心呼喚著：「這就是我想聽的音樂。」
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以貝多芬為藍本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貝多芬迷」，還寫過一篇〈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得到作文比賽首獎。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國新聞處看到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譚格林（Tanglewood）演出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便在內心默默發誓，將來一定要到譚格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國，就有機會在台灣親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點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後買到了台幣七十元（原價二十元）的黃牛票。但是能夠聽到指揮大師孟治（Charles Münch, 1891-1968）演出貝多芬第三號《英雄》交響曲，我覺得連靈魂都飛上了天，那是畢生難忘的精神享受。聽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世紀之音，我此後成為忠實的古典樂迷，當天晚上還寫了生平第一篇樂評〈波士頓交響樂團聆賞記〉，想不到平常打分數很嚴格的魯實先教授，給我這篇樂評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有成為業餘樂評家的信心。
《我的時代已經來臨》編輯手記
林衡哲醫師，所有曾受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潤澤的讀者，都應該知道這個名字。他在唸台大醫科時所催生的「新潮文庫」，為60、70年代那個壓抑、苦悶的台灣青年，打開了一扇扇通往西方知識寶藏的窗戶。日後台灣在文化藝術的發展，「新潮文庫」是一股重要的動力。
林衡哲在1950年代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迷上了貝多芬。讀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他曾經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從台中前往台北，就為了聽一場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音樂會。
林衡哲為了就近在台北聽音樂會，考上台大醫科，兼家教為的是買原版唱片，就算是碰到考試，也絕不錯過演奏貝多芬的音樂會。
畢業之後，林衡哲到美國行醫。此時，馬勒的音樂已經逐漸在歐美受到重視。但是，他要到1986年聽了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馬勒《復活》交響曲，才如受雷擊，頓生相見恨晚之感，自此成為馬勒的樂迷，不但風塵僕僕於世界各地，欣賞馬勒作品的演出，尋訪馬勒足跡，鑽研相關文獻，花了三年時間，寫成這本馬勒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