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新書發表會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紫藤廬進行，幾乎就在同時，不遠處的殷海光故居也在舉行《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的新書發表會。兩本書不期然選擇同一天做新書發表，只能說冥冥中有其安排。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4年，之後也有一個機會和大家在國家圖書館交流，當時出版了《台灣出版史》，我要特別說明當初並沒有刻意要出這麼一部書，這是我對台灣的了解、觀察、學習的結果。我是在1990年初開始和台灣出版業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單位在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那個機構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直屬機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岸的出版合版權交流，包括把已經出版的台灣作品想辦法支付給台灣作者，因為那時後原本兩岸不通，互相出版是沒有付費的，後來因為交流了，雙方開始有一些可遵守的規則，所以那時後大陸出版了非常多的三毛、瓊瑤的作品，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進入那個機構。時間過的非常快，已經將近20年了，在座有許多朋友都是我在90年代初在北京就熟悉的。
是在什麼狀況下柏楊膽敢碰「醜陋的中國人」這麼大的一個題目？今天台灣言論自由如此開放，很難想像在當時封閉的時代，這麼敏感的問題具有多大的爆炸性。80年代有一齣很紅的「那一夜我們一起說相聲」，當時很轟動，柏楊很喜歡聽相聲，於是託人要了兩張票，是在中部某一所大學的場次。因為在中部，我們當天下午很早就準備出門去聽相聲，出門前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是大學的人員，表示他們無法招待柏楊，要求他不要出席。柏楊又不是去演相聲，他是去聽相聲！我想說既然不歡迎我們，那就不去吧。柏楊說既然好不容易要到票，就要我一個人去。我就說好吧，那我去看，回來在演給你聽。正要出門，電話鈴又響了，對方問說：「你是柏楊太太？你也要來聽相聲？」我說是啊，對方說：「你也不用來了。我就傻住了。」當時這麼一件事說明當時的局面，柏楊是一個思想犯 ，一個大學學府竟然連他只是去聽個表演都不敢接納。可見一個社會的進步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