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辛廣偉（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4年，之後也有一個機會和大家在國家圖書館交流，當時出版了《台灣出版史》，我要特別說明當初並沒有刻意要出這麼一部書，這是我對台灣的了解、觀察、學習的結果。我是在1990年初開始和台灣出版業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單位在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那個機構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直屬機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岸的出版合版權交流，包括把已經出版的台灣作品想辦法支付給台灣作者，因為那時後原本兩岸不通，互相出版是沒有付費的，後來因為交流了，雙方開始有一些可遵守的規則，所以那時後大陸出版了非常多的三毛、瓊瑤的作品，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進入那個機構。時間過的非常快，已經將近20年了，在座有許多朋友都是我在90年代初在北京就熟悉的。
台北在變北京在變，整個大陸在變，所以我跟大家做個關於出版界變化的簡單報告。當初我在中華版權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和台北出版人打交道，後來94年我又有機會到這裡來，大家知道我們在大陸的出版機構全部是國有，這是和台灣最大的區別，所以我們那裡的名字也比較相同，比如遼寧美術出版社，就是在遼寧省出版美術書的，山東美術就是在山東，江蘇教育就是出版教育書的，是一個非常規範的狀況；但是當我和台灣出版業交流首先名字就非常不同，他叫遠流他叫遠景（有一點點淵源），他叫天下他叫九歌，他叫大地他叫爾雅，對呀，我們出版就是做文化的，可以取這麼美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取一樣的名字呢？但是當時的規定就是不可以。來到這裡之後呢，我就發現出版是可以有這麼多形態。第二個，我們那裡只有國營，我來台的時候也還有國營的台灣書店，但是還有基金會的、有報業的、有機構的，當然更多的是個人的、一個人出版，今天隱地先生也有來，當初年輕的時候做期刊出版，然後更加有理想幫作家朋友出書作一個出版社，我在1994年的時候是很難想像的。
當時來台灣還接觸到了刨冰和蓮霧，那時大陸還沒有蓮霧，我在《世界華文出版業》前言還提到對華文市場的觀察，猶如台灣的蓮霧業者也要了解其他地方一樣。我是是學中文系出身，有梳理背景的習慣，再加上大學修過一門課叫作台港文學，那時後大陸還很少台港資料，所以我那時後就知道台灣作家不光是三毛、瓊瑤，還有很多如李昂、司馬中原、柏楊、李敖，以及大陸遷移到台灣的作家如錢穆，做代理主要是武俠跟言情，我們還有這麼多很好的東西可以引進。同時我到這裡的時候發現出版社是可以這樣子做，我就去買書，但是所有的書店都沒有一本講台灣出版業的書，但是我買到一本隱地先生的出版社全集，那是我寫台灣出版史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
有很多的前輩已經有基礎在那裡，但是台灣的競爭實在太激烈，所以沒有時間停下來梳理一下或反思，我的台灣出版朋友都非常熱情，我的資料就愈來愈多，比如出版年鑑、70年代書評書目、很多出版人送給我。過了三、四年後，我開始進行梳理，前後有三年，寫了一本台灣出版史，雖然名字很正式，實際上是個人的心得。通過這本書，我對台灣不論是日據時期還是光復之後的歷史，都做很認真的梳理。
另外很重要的一塊就是政府出版品，因為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是國家出版社，我們不是金額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民教育，出版教科書還有高等教材，但是我們那裡如果牌號600家出版社的話，001號是我們人民出版社，我們的政治地位應該是最高的，另外我們出版這麼多的書集包括領袖、馬克斯的所有著作只能有我們一家出，不過這樣的書銷量也很大，我們還有歷史、哲學、法律，我們在政治和社會科學方面是最強。所以我留意政府出版品，我在一個研究所曾看到民國34年接收日據時期文化機構登記名錄，所以通過寫這本書，我對台灣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戰後有一定的了解，在和台灣的業界朋友也能有更深的溝通。寫台灣出版史其實是一個偶然的事，更重要的是一個我了解台灣、向業界先進學習的一個結果。
一路的走下來，我們兩岸的變化確實是很快地進行的，本來這本書（世界華文出版）第一版是04年，當初因為常去國際書展交流，發現歐美的出版社他們寫的大陸是很大的市場，但是第一不得其門而入，第二可能對市場的了解不準確不全面，就會有很多猜疑的說法，例如說大陸的每一本書都要審查，我碰到他們回應說：怎麼可能。當時我還是在出版總署工作，他還以為我在辯解，但確實不是這樣的啊，我們有一個法律規定，有15種形態一定要把關，比如說你出版電話號碼也要審查，因為企業獨斷，電信局賣電話簿可以賣廣告，它不許別人來做。所以我想說系統地為他們作一個介紹。但是我在政府部門工作也沒有時間，當時剛好2003年SASS，大約兩個月不能出門，我就用那個時間寫了這本書。但當時的書寫對象是歐美人士。
第一版出版時，王榮文董事長非常關注整個華文出版業的變化，當時特地飛到北京，他說要出中文版，我想說出中文版應該對世界華文市場梳理更好一點，大陸、台灣、香港這三個大的基地，加上北美、東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可以從國小到大學都可以用中文教育，他說這更好了，但是這兩章我遲遲沒有寫出來，沒有辦法準時交稿。後來到了2008年已經要出第二版，我想僅僅修正數字沒有意義，才把這些變化也寫進去。
我寫第一版時怎麼也沒想到這五年來大陸出版業會出這麼大的變化，北京跟上海大家都在講雙城記，上一周韓正跟郝市長碰面，上海跟台北也是雙城記，狄更斯的雙城記打開第一句話大家都會記住「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我想今天在座的台灣出版人、大陸出版人、華文出版人也在這樣的狀況。或者反過來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為甚麼這麼講？講最壞的時代我想台灣的出版人都知道，台灣的市場飽和度絕不比歐美差，我的同事這幾天去出版公司拜訪都有最深的感受；在大陸現在也是一樣，我所在的人民初版社不用轉制（民營化），從2007年出版總署主導要把大陸所有的出版社從事業單位轉變為企業。事業單位甚麼概念？就是你可以做不大但是你不會死亡，你可以不發奬金但是你一定要有工資，而且你不可以辭退員工，所以我們原來的出版社全是這樣，但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600家出版社除了4家之外全部要轉成企業，就是說他們可以撤裁，但是他們也可以去買房子，這是對於大陸出版人60年來不曾有的變局，我有一張照片，是一家中華金融報，經營不善倒閉了，人去樓空。這樣一個變局對大陸來講絕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不僅如此，今天有數位書、有網路，給我們出版業帶來的風險，其中一點大家都在說紙本書還能存在多久？有人說五年後。大陸每年也在做數位出版檢討。我們看著業外資金不可想像的進入，然後去簽約，像大陸有一家電腦遊戲公司，它計畫把所有作家都簽走，然後做數位出版，那人民文學、作家出版社還能生存下去嗎？當然還包括外資的進入，現在大陸的外國出版公司大約100家了，他們在這裡也有很大的介入、經驗及實力，對於科技類的出版也是很大的衝擊。所以真的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從來沒有遇到。
但是我說這也是最好的時代，第一個我們做華文出版，華文市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開放，包括不可想像的3個小時就可以到台北。當然有機遇我們不一定就能佔到，我這次就沒搭到直航飛機。有機遇我們不一定能得到，但是機遇確實是來了。第二個，比如說在台北，過去可以想像出版業擔任華山的經營者嗎？但是隨著全球對創意的重視，今天我們出版人在這裡不僅是開會，我們還是主人，這恰恰也是我們出版力量的顯現，所以我聽到王榮文董事長說他競標搶到，我真是發自內心為他、為我們出版界高興。
在大陸也是這樣，現在政策也給的非常多，有一些出版商已經利用這些政策，我舉的例子，在大陸你要去開發土地，房價已經很高了，但是政府會規畫一塊文化創意園，你只要符合這樣的概念，你就可以很優惠的拿到這塊地，包括動漫、出版、體育、文化。重慶出版集團就利用這個政策，拿到若干塊地，然後跟北京王府井百貨公司一起開發，比如說拿到10萬坪，拿出1萬坪開書店就已經差不多了，剩下都在經營其他的，這樣的機遇我們過去也不可想像。另外比如我們今天跟遠流簽訂了協議，一開始是我們起草的，但是跟王董事長想的一樣，根本不用溝通，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可以一起買國際版權，我們在北京簽約時，同時遠流在台灣出版；同樣遠流也可以跟台灣的作者講可以給大陸的人民出社出版，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我可以再報告一下數位，遠流跟鴻海合作了一款電子書，大陸做了很多，例如有一家漢王，他們在中關村窩了十幾年，忽然間08年開始電子紙技術成熟了，漢王一夜之間成名，09年底花8千萬在黃金時段做廣告，然後3月3日在深圳正式上市，一下子晉身30億集團，真的是很大的衝擊。但是我對紙本書、傳統出版仍是有信心，因為不論是漢王還是遠流的閱讀器，都是硬體，在精美的硬體，如果沒有你需要的內容，價值有限。我手頭有兩款漢王，美國的統計公司統計2009年電子書銷售80萬台，其中90%是漢王，但是當你去看用戶時會發現都是機構用戶，甚麼概念呢？都是買來當禮品送人了，就是說個人因為需要（例如喜歡柏楊的書自己去買），自願購買的比例微乎其微。就是說真正的需求沒有達到，沒有達到不是說排斥它，任何一個新的技術只要對於傳播知識有利我們都應該利用，但是我是說術有所專，我們既然造汽車不可能修高速公路，但是如果他們路修好了我們不上路，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他們怎麼跟我們結合，或者我們怎麼跟他們結合，這個才是最需要關注的。
2000年的時候是網路最紅的時候，許多電子公司花了很多錢辦了發表會，但是那些電子公司現在在哪裡？我不是說他們哪裡不好，而是說，在發表這件事上，我們比他們專業。就像剛剛在遠流，科技公司的經理說做科技他們很在行，讀者想要甚麼、如何做內容，還是出版業在行的。所以我們應該關注，也應該有對策，但不必驚慌。現成的例子，以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場美國，250億美元那樣一個市場，當google把書籍掃描成電子檔的時候，他就要面對AAP（美國出版協會），從著作權法來講掃描一本書是不算侵權的，為甚麼google要付幾億美元給AAP呢，因為他想做商業利用。
所以關於數位我們握有絕大多數的內容，我們可以去利用，我沒有感覺到說它一定會讓傳統出版業毀滅，但是這過程中也許會有出版社倒下。因此我們看現在一些做的好的恰好是跟出版社協調的好的，例如網路書店第一號的博客來做的很不錯，甚至還勝過我們業界自己做。大陸也是這樣，從2000年開始簽電子版權，作者已經沒有授權了，都在出版社這裡。所以我們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東西拿回來，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共享才對，例如遠流大塊結盟，因為他們（電子書）也是透過聯盟、大筆的資金來壓我們，之所以把市場吵的那麼熱，很像2000年的狀況，所以我要把這力量對我們是促進而不是一個毀滅，所以對我們出版人這樣一個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當然台灣業者想進大陸發展，作為全球最大的華文出版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潛在圖書室場，應該開放給台灣，但是大家也知道有些複雜因素，出版和其他的商業有些不同，大陸主管當局可能有期他的考量。豈止對台灣業者，對大陸業者現在仍沒有開放民營。但是變化確實非常大，我舉一個民營與國營的合作，大陸有很多民營工作室，大約有5千家，從法律上這是一個不確定的位子，也確實沒有發生過對這些公司的處罰，但是從07年之後，出版業的改革，除了國營企業外，也在民營這塊有一個很大的推進，允許民營與國營共同投資、上市，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時台灣的時報是最第一家上市的，我怎麼也沒想到這五年來陸續有若干家出版社上市了。上市等於沒辦法國營了，有很多資金，民營公司是主動願意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我對華文出版真的充滿的信心，兩岸比較起來，大陸有大陸的優勢，台灣出版人也有非常明顯的優勢，例如企畫優勢、國際眼光、製作精良、市場營銷，絕對是台灣的優勢，大陸能不能做到？能，但是不是馬上趕的上。比如說幾米的書在大陸造成風潮，一本書認真做起來他是要下工夫的，是有許多細節，只有出版人才知道各種不同版本的價值。特別是行銷，我們人民書店有一個五萬坪的書店在杭州，一個國字號NO1跟民營公司合作，是溫州的不動產商，投資這樣的事業共同來作，這是過去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都可做了。台灣的出版業你可以做中盤，你可以做網路，但是中盤你做不過新華書店，網路你做不過當當，可是大陸沒有直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空間，而台灣的直銷市場已經萎縮了，因為網路的關係，但是大陸賣套書很少，像溫州商會，一位都沒有，所以我認為對大陸出版人、對台灣出版人，仍有非常大的空間。（2010/4/15演講於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整理：黃少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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