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9049-慈禧寫真-small.jpg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按中國干支算法是辛酉年,這一年清朝發生了一場政變,史稱「辛酉政變」。

 

辛酉政變也許應該先從咸豐帝身後事的安排說起。據軍機處現存的檔案記:「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硃諭:皇長子御名(載淳),著立為皇太子,特諭。」在這道上諭之後又加了附注文字為:「本日子刻,大人們同內廷王、御前大臣一起寢宮召見,面諭並輔政一道,寫硃諭述旨後發下,即刻發抄。」「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硃筆:皇長子御名(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這是可信的官方記載,也就是說咸豐帝的「遺詔」是立皇長子載淳為繼承人,也命令了八大臣「贊襄一切政務」,可以說是一套輔政體制。然而有趣的,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皇帝在臨死前又把兩方隨身印章「御賞」與「同道堂」分別授予了皇后鈕祜祿氏與兒子載淳,作為皇權的象徵,規定未來在載淳年幼不能親政時,凡是八大臣等所擬的諭旨,須經皇太后與小皇帝同意,並在諭旨文字開始時蓋上皇太后持有的「御賞」印,諭旨結尾處還得蓋上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算真正有效。小皇帝當時才六歲,當然不能處理政務,由生母慈禧代為執行,於是朝政的運作就變成兩宮太后與八大臣共同處理的局面了。

 

 

咸豐帝為什麼作如此的安排呢?我想應該是當時的實際需要吧。皇帝知道皇太子載淳年紀太小,根本不能理政。大臣們可以贊襄,但也不放心他們會弄權,甚至奪權。兩宮太后畢竟對政事經驗不足,而且漢文能力有限,尤其肅順與慈禧之間關係欠佳,所以他才想出這樣一個互相牽制的奇怪不正常的政治體制。

 

慈禧與肅順關係不好的事,清末不少人都談到,《悔逸齋筆乘》說在逃難的路上,后妃們乘民間雇來的車輛,「車既敝舊,騾尤羸瘠,且急驅兼程,乘者不勝其苦。」慈禧想叫肅順為她換一輛較好的車子,肅順只漫應了一聲:「中途安所得車?俟前站再議可也。」可是到了下一站,肅順並無動作,慈禧再要他換車,他卻回答說:「危難中那比承平時,且此間何處求新車,得舊者已厚幸矣。爾不觀中宮(按:皇后)亦雇街車,其羸敝亦與爾車等耳。爾何人,乃思駕中宮上耶?」肅順不但臉色不好看,說完就策馬走人了。慈禧「雖不敢言,然由是深銜肅」。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晨皇帝駕崩後,八大臣就執掌了政權,他們輔佐皇太子載淳繼位,以新皇帝的名義尊封皇后鈕祜祿氏為皇太后。第二天又尊封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為皇太后。為區別起見,又稱鈕祜祿氏為母后皇太后,葉赫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這兩位皇太后初加徽號各是慈安、慈禧。在熱河避暑山莊時慈安住波致爽殿東暖閣,故稱東太后;慈禧住西暖閣,故稱西太后。

 

八大臣又為小皇帝擬定了年號曰「祺祥」,並很快地鑄造出祺祥新幣,刊印了祺祥元年的曆書,朝廷上一切看似上了軌道,行事都按照咸豐帝的遺命在執行。可是兩宮太后,特別是慈禧,總覺得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與權力。在咸豐帝病逝前幾年,慈禧常為皇帝閱讀奏摺,有時也與皇帝議論政事。肅順等掌權後,兩后「聲威大減」,因此她們向八大臣要求閱覽奏報,但清朝向無太后閱摺之事,肅順等為穩定大局,作出讓步,從此變為「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局面。

 

咸豐帝死後約二十天,有位御史董元醇奏請太后垂簾聽政,並簡親王一二人輔政。肅順聞訊,「勃然抗論,以為不可」,熱河政權掀起大政爭,據說太后與八大臣爭論時,「聲震殿宇,天子驚怖,至於啼泣,遺溺后衣。」肅順等人立即擬就詔旨嚴厲斥責董元醇,並警告垂簾之事「非臣下所得妄議」。太后對這份詔書不蓋章留中不發,肅順等也以「擱車」(拒絕辦理政事)相抗,一時國家中央政府停擺了。後來兩宮太后見情勢嚴重作了讓步,但對肅順等更加憎恨了。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訢得到消息後,當然十分關心,也與太后們加緊了聯絡。

 

其實在董元醇上奏之前,奕訢以祭奠亡兄咸豐帝為由,去了熱河避暑山莊,並與兩宮太后祕商會議。據《庸庵筆記》說:「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奕訢返京後,即宣布大行皇帝梓宮以及新皇帝將於九月二十三日回都,十月初九日新皇帝即位,造成一切平安無事的氣氛。同時他也與親信暗中準備政變的工作。奕訢甚至還在京中製造處分董元醇的聲音,讓肅順誤以為大家贊成他的做法,以痲痺八大臣,可是在熱河返京途中以及北京都城裡已經布下天羅地網等待肅順等八大臣了。

 

熱河集團的人分兩路回京,載垣等隨同太后及小皇帝間道先行,肅順則守護咸豐帝的棺木在後。儘管端華「有鬱鬱意」,對未來有些擔憂。杜翰也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默考時局,變故正多」。但是八大臣的頭頭肅順卻認為「事勢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節」,愉快地上路返京了。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兩宮太后與八大臣一行離開了熱河,慈禧等抄小路於六天後抵北京,隨即與奕訢密商,接連兩天,到九月三十日終以小皇帝名義發布諭令:「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奕訢等將他們「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結果載垣、端華、肅順三人先被處以凌遲死罪,後來覺得他們「均屬宗人」,「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至於肅順在回京途中就被逮捕,本欲議他貪贓枉法之罪,但抄他全部家產僅得二十萬兩,不及奕訢的十五分之一,這項罪名不易成立,乃以「跋扈不臣」、假傳聖旨、悖逆狂謬等罪判以斬立決。據說肅順行刑之日,北京萬人空巷,前往觀看。肅順白衣白靴,面無懼色,罵聲不絕,「其悖逆之聲,皆為人臣子者所不忍聞」,當然被罵的人不外是慈禧、奕訢等等。

 

肅順行事雖極專橫,但他對不少漢人卻能禮賢下士,像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中興名將,都得到過他的幫助而保全了地位,甚至保全了生命,所以有現代史家說:「肅順其人,……對清王朝頗多貢獻,他在搶奪權力的鬥爭中,敗在慈禧手下,對清王朝來說,也許是一件不幸的事。」這一說法也是有些道理的。

 

辛酉政變又稱祺祥政變,奕訢雖是這場政變的重要主持人,但得利最多的卻是慈禧太后。(摘自《慈禧寫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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