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辛廣偉(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辛廣偉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4年,之後也有一個機會和大家在國家圖書館交流,當時出版了《台灣出版史》,我要特別說明當初並沒有刻意要出這麼一部書,這是我對台灣的了解、觀察、學習的結果。我是在1990年初開始和台灣出版業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單位在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那個機構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直屬機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岸的出版合版權交流,包括把已經出版的台灣作品想辦法支付給台灣作者,因為那時後原本兩岸不通,互相出版是沒有付費的,後來因為交流了,雙方開始有一些可遵守的規則,所以那時後大陸出版了非常多的三毛、瓊瑤的作品,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進入那個機構。時間過的非常快,已經將近20年了,在座有許多朋友都是我在90年代初在北京就熟悉的。

台北在變北京在變,整個大陸在變,所以我跟大家做個關於出版界變化的簡單報告。當初我在中華版權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和台北出版人打交道,後來94年我又有機會到這裡來,大家知道我們在大陸的出版機構全部是國有,這是和台灣最大的區別,所以我們那裡的名字也比較相同,比如遼寧美術出版社,就是在遼寧省出版美術書的,山東美術就是在山東,江蘇教育就是出版教育書的,是一個非常規範的狀況;但是當我和台灣出版業交流首先名字就非常不同,他叫遠流他叫遠景(有一點點淵源),他叫天下他叫九歌,他叫大地他叫爾雅,對呀,我們出版就是做文化的,可以取這麼美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取一樣的名字呢?但是當時的規定就是不可以。來到這裡之後呢,我就發現出版是可以有這麼多形態。第二個,我們那裡只有國營,我來台的時候也還有國營的台灣書店,但是還有基金會的、有報業的、有機構的,當然更多的是個人的、一個人出版,今天隱地先生也有來,當初年輕的時候做期刊出版,然後更加有理想幫作家朋友出書作一個出版社,我在1994年的時候是很難想像的。

 


當時來台灣還接觸到了刨冰和蓮霧,那時大陸還沒有蓮霧,我在《世界華文出版業》前言還提到對華文市場的觀察,猶如台灣的蓮霧業者也要了解其他地方一樣。我是是學中文系出身,有梳理背景的習慣,再加上大學修過一門課叫作台港文學,那時後大陸還很少台港資料,所以我那時後就知道台灣作家不光是三毛、瓊瑤,還有很多如李昂、司馬中原、柏楊、李敖,以及大陸遷移到台灣的作家如錢穆,做代理主要是武俠跟言情,我們還有這麼多很好的東西可以引進。同時我到這裡的時候發現出版社是可以這樣子做,我就去買書,但是所有的書店都沒有一本講台灣出版業的書,但是我買到一本隱地先生的出版社全集,那是我寫台灣出版史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

有很多的前輩已經有基礎在那裡,但是台灣的競爭實在太激烈,所以沒有時間停下來梳理一下或反思,我的台灣出版朋友都非常熱情,我的資料就愈來愈多,比如出版年鑑、70年代書評書目、很多出版人送給我。過了三、四年後,我開始進行梳理,前後有三年,寫了一本台灣出版史,雖然名字很正式,實際上是個人的心得。通過這本書,我對台灣不論是日據時期還是光復之後的歷史,都做很認真的梳理。

另外很重要的一塊就是政府出版品,因為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是國家出版社,我們不是金額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民教育,出版教科書還有高等教材,但是我們那裡如果牌號600家出版社的話,001號是我們人民出版社,我們的政治地位應該是最高的,另外我們出版這麼多的書集包括領袖、馬克斯的所有著作只能有我們一家出,不過這樣的書銷量也很大,我們還有歷史、哲學、法律,我們在政治和社會科學方面是最強。所以我留意政府出版品,我在一個研究所曾看到民國34年接收日據時期文化機構登記名錄,所以通過寫這本書,我對台灣歷史的發展,特別是戰後有一定的了解,在和台灣的業界朋友也能有更深的溝通。寫台灣出版史其實是一個偶然的事,更重要的是一個我了解台灣、向業界先進學習的一個結果。

 

一路的走下來,我們兩岸的變化確實是很快地進行的,本來這本書(世界華文出版)第一版是04年,當初因為常去國際書展交流,發現歐美的出版社他們寫的大陸是很大的市場,但是第一不得其門而入,第二可能對市場的了解不準確不全面,就會有很多猜疑的說法,例如說大陸的每一本書都要審查,我碰到他們回應說:怎麼可能。當時我還是在出版總署工作,他還以為我在辯解,但確實不是這樣的啊,我們有一個法律規定,有15種形態一定要把關,比如說你出版電話號碼也要審查,因為企業獨斷,電信局賣電話簿可以賣廣告,它不許別人來做。所以我想說系統地為他們作一個介紹。但是我在政府部門工作也沒有時間,當時剛好2003SASS,大約兩個月不能出門,我就用那個時間寫了這本書。但當時的書寫對象是歐美人士。

 

第一版出版時,王榮文董事長非常關注整個華文出版業的變化,當時特地飛到北京,他說要出中文版,我想說出中文版應該對世界華文市場梳理更好一點,大陸、台灣、香港這三個大的基地,加上北美、東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可以從國小到大學都可以用中文教育,他說這更好了,但是這兩章我遲遲沒有寫出來,沒有辦法準時交稿。後來到了2008年已經要出第二版,我想僅僅修正數字沒有意義,才把這些變化也寫進去。 

我寫第一版時怎麼也沒想到這五年來大陸出版業會出這麼大的變化,北京跟上海大家都在講雙城記,上一周韓正跟郝市長碰面,上海跟台北也是雙城記,狄更斯的雙城記打開第一句話大家都會記住「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我想今天在座的台灣出版人、大陸出版人、華文出版人也在這樣的狀況。或者反過來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為甚麼這麼講?講最壞的時代我想台灣的出版人都知道,台灣的市場飽和度絕不比歐美差,我的同事這幾天去出版公司拜訪都有最深的感受;在大陸現在也是一樣,我所在的人民初版社不用轉制(民營化),從2007年出版總署主導要把大陸所有的出版社從事業單位轉變為企業。事業單位甚麼概念?就是你可以做不大但是你不會死亡,你可以不發奬金但是你一定要有工資,而且你不可以辭退員工,所以我們原來的出版社全是這樣,但是到今年的1231號,600家出版社除了4家之外全部要轉成企業,就是說他們可以撤裁,但是他們也可以去買房子,這是對於大陸出版人60年來不曾有的變局,我有一張照片,是一家中華金融報,經營不善倒閉了,人去樓空。這樣一個變局對大陸來講絕對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不僅如此,今天有數位書、有網路,給我們出版業帶來的風險,其中一點大家都在說紙本書還能存在多久?有人說五年後。大陸每年也在做數位出版檢討。我們看著業外資金不可想像的進入,然後去簽約,像大陸有一家電腦遊戲公司,它計畫把所有作家都簽走,然後做數位出版,那人民文學、作家出版社還能生存下去嗎?當然還包括外資的進入,現在大陸的外國出版公司大約100家了,他們在這裡也有很大的介入、經驗及實力,對於科技類的出版也是很大的衝擊。所以真的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從來沒有遇到。

 

但是我說這也是最好的時代,第一個我們做華文出版,華文市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開放,包括不可想像的3個小時就可以到台北。當然有機遇我們不一定就能佔到,我這次就沒搭到直航飛機。有機遇我們不一定能得到,但是機遇確實是來了。第二個,比如說在台北,過去可以想像出版業擔任華山的經營者嗎?但是隨著全球對創意的重視,今天我們出版人在這裡不僅是開會,我們還是主人,這恰恰也是我們出版力量的顯現,所以我聽到王榮文董事長說他競標搶到,我真是發自內心為他、為我們出版界高興。

 

在大陸也是這樣,現在政策也給的非常多,有一些出版商已經利用這些政策,我舉的例子,在大陸你要去開發土地,房價已經很高了,但是政府會規畫一塊文化創意園,你只要符合這樣的概念,你就可以很優惠的拿到這塊地,包括動漫、出版、體育、文化。重慶出版集團就利用這個政策,拿到若干塊地,然後跟北京王府井百貨公司一起開發,比如說拿到10萬坪,拿出1萬坪開書店就已經差不多了,剩下都在經營其他的,這樣的機遇我們過去也不可想像。另外比如我們今天跟遠流簽訂了協議,一開始是我們起草的,但是跟王董事長想的一樣,根本不用溝通,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可以一起買國際版權,我們在北京簽約時,同時遠流在台灣出版;同樣遠流也可以跟台灣的作者講可以給大陸的人民出社出版,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我可以再報告一下數位,遠流跟鴻海合作了一款電子書,大陸做了很多,例如有一家漢王,他們在中關村窩了十幾年,忽然間08年開始電子紙技術成熟了,漢王一夜之間成名,09年底花8千萬在黃金時段做廣告,然後33日在深圳正式上市,一下子晉身30億集團,真的是很大的衝擊。但是我對紙本書、傳統出版仍是有信心,因為不論是漢王還是遠流的閱讀器,都是硬體,在精美的硬體,如果沒有你需要的內容,價值有限。我手頭有兩款漢王,美國的統計公司統計2009年電子書銷售80萬台,其中90%是漢王,但是當你去看用戶時會發現都是機構用戶,甚麼概念呢?都是買來當禮品送人了,就是說個人因為需要(例如喜歡柏楊的書自己去買),自願購買的比例微乎其微。就是說真正的需求沒有達到,沒有達到不是說排斥它,任何一個新的技術只要對於傳播知識有利我們都應該利用,但是我是說術有所專,我們既然造汽車不可能修高速公路,但是如果他們路修好了我們不上路,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他們怎麼跟我們結合,或者我們怎麼跟他們結合,這個才是最需要關注的。

 

2000年的時候是網路最紅的時候,許多電子公司花了很多錢辦了發表會,但是那些電子公司現在在哪裡?我不是說他們哪裡不好,而是說,在發表這件事上,我們比他們專業。就像剛剛在遠流,科技公司的經理說做科技他們很在行,讀者想要甚麼、如何做內容,還是出版業在行的。所以我們應該關注,也應該有對策,但不必驚慌。現成的例子,以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場美國,250億美元那樣一個市場,當google把書籍掃描成電子檔的時候,他就要面對AAP(美國出版協會),從著作權法來講掃描一本書是不算侵權的,為甚麼google要付幾億美元給AAP呢,因為他想做商業利用。

 

所以關於數位我們握有絕大多數的內容,我們可以去利用,我沒有感覺到說它一定會讓傳統出版業毀滅,但是這過程中也許會有出版社倒下。因此我們看現在一些做的好的恰好是跟出版社協調的好的,例如網路書店第一號的博客來做的很不錯,甚至還勝過我們業界自己做。大陸也是這樣,從2000年開始簽電子版權,作者已經沒有授權了,都在出版社這裡。所以我們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東西拿回來,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共享才對,例如遠流大塊結盟,因為他們(電子書)也是透過聯盟、大筆的資金來壓我們,之所以把市場吵的那麼熱,很像2000年的狀況,所以我要把這力量對我們是促進而不是一個毀滅,所以對我們出版人這樣一個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當然台灣業者想進大陸發展,作為全球最大的華文出版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潛在圖書室場,應該開放給台灣,但是大家也知道有些複雜因素,出版和其他的商業有些不同,大陸主管當局可能有期他的考量。豈止對台灣業者,對大陸業者現在仍沒有開放民營。但是變化確實非常大,我舉一個民營與國營的合作,大陸有很多民營工作室,大約有5千家,從法律上這是一個不確定的位子,也確實沒有發生過對這些公司的處罰,但是從07年之後,出版業的改革,除了國營企業外,也在民營這塊有一個很大的推進,允許民營與國營共同投資、上市,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時台灣的時報是最第一家上市的,我怎麼也沒想到這五年來陸續有若干家出版社上市了。上市等於沒辦法國營了,有很多資金,民營公司是主動願意合作。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我對華文出版真的充滿的信心,兩岸比較起來,大陸有大陸的優勢,台灣出版人也有非常明顯的優勢,例如企畫優勢、國際眼光、製作精良、市場營銷,絕對是台灣的優勢,大陸能不能做到?能,但是不是馬上趕的上。比如說幾米的書在大陸造成風潮,一本書認真做起來他是要下工夫的,是有許多細節,只有出版人才知道各種不同版本的價值。特別是行銷,我們人民書店有一個五萬坪的書店在杭州,一個國字號NO1跟民營公司合作,是溫州的不動產商,投資這樣的事業共同來作,這是過去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都可做了。台灣的出版業你可以做中盤,你可以做網路,但是中盤你做不過新華書店,網路你做不過當當,可是大陸沒有直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空間,而台灣的直銷市場已經萎縮了,因為網路的關係,但是大陸賣套書很少,像溫州商會,一位都沒有,所以我認為對大陸出版人、對台灣出版人,仍有非常大的空間。(2010/4/15演講於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整理:黃少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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