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掰了,佛里曼先生

Surely You’re Babbling,Mr. Thomas Friedman

◎文/吳家恆


中國vs世界  誠品書店系列講座 

想像台灣下一輪無業衰世──產業外移與未來的台灣職場

梁文傑(《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5/26() 20:00-21:00  台大店3F藝文閣樓

當中國統治世界,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李隆生(《當中國統治世界》譯者)

5/29()19:30-20:30  新竹店B2書區中庭

 

《世界是平的》大概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最著名的作品,但以一個讀者的偏見,我認為《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更是值得一讀。他有一個傑出記者的文筆和敏銳觀察,有本事把讀者帶到陌生的場景,仍能讓讀者有身歷其境之感,從文字感受到熱力和魔力。打從第一次讀到《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時,我就對佛里曼佩服不已。

《世界是平的》所展現的寫作、論述能力,不出《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但是兩本書的命運迥然不同,也教人頗有感觸。最近讀了紐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斯(Andrew Ross)的《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指出佛里曼在報導上的不實,雖然這並無損我對於佛里曼的尊敬,但我也會懷疑,類似的謬誤在《世界是平的》還有多少。

 


羅斯教授是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路數,近年來的研究主題就在全球化的產業轉移與白領工作的變化,在面對全球化的立場,和佛里曼針鋒相對。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倡議不受拘束的自由貿易。他在二○○四年三月到印度做了班加羅爾十日遊,以這次採訪所寫的第一系列的專欄文章後來集結成《世界是平的》,分析了境外外包對中印經濟興起的貢獻。這本書暢銷全球不僅是因為佛里曼的觀點和觀察,更是因為他的文筆非常有搧動力,沒有讀者讀了這幾句話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時候我常聽爸媽說:「兒子啊,乖乖把飯吃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沒飯吃。」現在我則說:「女兒啊,乖乖把書唸完,因為中國跟印度的小孩正等著搶你的飯碗。」

 

對佛里曼而言,全球性企業管制解除後的行徑是正當合理的,而且新興經濟體中的工作者與已開發國家工作者之間的殺戮競爭是無法避免的。佛里曼要我們深思他的話與父母的話之間的對比。但對於羅斯來說,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狀況幾乎不曾改變。「這兩段話都顯示了在地球北邊的有錢人必須獨佔資源──不管是食物或知識──以免在地球南邊那些運氣比較不好的人把它們給搶走。」

羅斯教授的這段話更清楚點出《世界是平的》字裡行間所蘊藏的恐懼:

佛里曼坦承因為太過注意九一一事件與伊拉克戰爭,而「錯失了(商業流程外包的)革命」。「在我睡覺的時候,」他寫道,「世界進入了全球化第三個偉大的時期。」對他而言「在一個用網路銜接的世界裡」,「工作流程平台」可以將任何一種白領服務工作切成碎塊,將每一部份分發到全球不同的地方,再不留痕跡地組裝起來,那這樣的工作從美國向外散佈,現在看起來是無可避免的。然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值得嚴重關切的。他擔心的是改變的速度與規模使其衝擊「巨大而難以預料」。因為科技網路的潛力,每一種能在家做的工作--包括許多高薪的工作--都能在一夜之間被移轉。

        佛里曼一開始並未採取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者的立場,而且還思索各種不同公共政策的反應。不過他小心地讓別人--柯林頓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奇(Robert Reich)--來說出這些話。「就業訓練、終身學習與薪資保險」是非常重要的,萊奇又說:「也許我們在個人化服務業的領域--像是零售、旅館、餐廳與醫院等無法移往海外的工作--應該要迎進更多的工會組織以穩定其薪資與健康照顧福利。」呼籲政府行動並不是佛里曼分內的工作,所以他從班加羅爾發出的第三與第四系列的專欄中,透露了業務外包帶來希望的一面。他強調,印度升級的工作提升了美國外銷印度商品的數量。在他造訪的班加羅爾客服中心的辦公室裡,每一樣東西都是美國品牌的產品。佛里曼沒有提到的是,製造甚至設計這些產品的美國工作者只剩寥寥無幾。

佛里曼知道,在販賣恐懼的時候,也要販賣希望,只是羅斯戳破了其中一個神話。佛里曼在專欄中描寫了一個班加羅爾的工程師,他看了一篇文章,說到一個被裁員的美國人去賣胸前寫著「印害度我丟了工作,現在只剩這件(爛)T恤」的T恤而「賺了大錢」。「『只有在美國,』她搖著頭說,『才有人想得出來用自己失業來獲利。』」她的結論是,一個那麼有創意和創新能力的國家,不需要害怕將業務外包給開發中國家。佛里曼接著將這段話詮釋成「美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創新引擎」,以及當初讓美國如此的條件至今仍為世界所羨之類的寓言。

結果,漫畫家圖莫羅(Tom Tomorrow)追查到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失業者,發現他雖受外包威脅但仍保有工作,而且據說他賣T恤賺的錢不超過十美元。還有一個人名叫克文(Scott Kirwin),他把軟體程式設計的工作教給印度籍的臨時雇員之後,便被公司解雇。他因此成立了美國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協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該會已成為最知名的反外包網站之一。

佛里曼筆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故事或許能激勵人心,用樂觀的態度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但是在現實上,有此機遇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的人沒了東隅,在世界上便無立椎之地。「賣新奇有趣的T恤並不能替代一份有健保福利、收入不差的工作。

        曾主張對中國進口的貨物課以27.5%重稅的美國參議員葛理漢在聽證會的說法,也可用在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敵對關係的台灣身上: 

你可以在中國蓋一座工廠,工資一天只有一美元。那裡沒有職業安全衛生署。那裡沒有最低工資。中國是在利用貿易體制。他們在騙人,把錢拿去擴大軍備。這是雙輸的局面。

        換個問法,中共布署在沿海瞄準台灣的飛彈,有多少是間接用台商的資金買的?

在同一場聽證會上出席作證的舒默參議員則估計,要彌補工作外移而必須做的調整的確「終究」會出現:「約在美國的財富與所有這些國家的財富差不多均等的三代之後。」套用凱因斯的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三代之後的經濟問題,不是負責任的經濟學者和政治人物要做的事情。雷根時期擔任財政部副部長的羅伯茲(Paul Craig Roberts)也表示,一旦「生產的因素」能完全移動,經濟學者李嘉圖想像中作為貿易夥伴間共有比較利益體系的自由貿易就不再存在。如果今天的結果是「將美國生產功能中的美國勞力替換掉」,那麼「向上移動的階梯就垮了,一起垮的還有所得成長。」

        在失業嚴重的俄亥俄州,在2002年到2004年之間,該州每五個製造業工作中就消失了三個,在聽證會中出席作證的人士對其原因與後果有一致的看法:對大企業有專門優惠的貿易政策,積極鼓勵外包的賦稅與財務獎勵。聽證會的結論是,「美國政府實際上是付錢給中國來創造出與美國製造商競爭的製造能力。」對於企業貪婪的赤裸裸證詞,交織著服務三十年的員工一夕之間被裁掉的慘痛第一手陳述--「要我工作嫌太老,要我死又嫌太年輕。」在稅基被大幅侵吞的俄亥俄社區裡,少數堅持下來的公司又被跨國公司要求向外包供應商的價格--「中國價格」--看齊。

        布希政府推出減稅方案「工作與成長計畫」,於二○○三年七月生效,結果不僅未能在十八個月內製造出預估的一四○萬個新增工作,而且新工作的總數還不增反減,少了一七○萬,遠少於不實施減稅方案的預估數目。這會不會是產創條例的命運?

這還需要時間來證明,不過對台灣來說目前已經很清楚的是(引述南方朔的〈報稅時節的心理不平衡感!〉):

 

現在的台灣,統治者眼中只有富人,這個優惠那個減稅不斷,還有各種巧門來避稅,愈富的人愈少繳稅,九百萬薪資所得者負擔了72%的綜合所得稅率。當政府集稅愈來愈柿子撿軟的吃,被視為軟柿子的薪資所得者,那種相對的剝削感就會愈來愈增。

而問題還不僅如此而已。當今的台灣舊的偏差加上新的偏差,問題其實是走在惡化的方向上:

——當今的馬政府優惠及減稅太多,到了明年將累積減少稅收6358億,等於每個國民損失二萬七千元。而新增債務則達1.4兆,等於每個國民負擔六萬二千元。財政的惡化,使得政府藉移轉性支出來縮短貧富差距的籌碼已告消失。

——最近十年來,台灣經濟是有成長,但成長都集中在資訊出口產業及台商企業部門,它造成本地高品質工作機會的減少及報酬的降低。台灣薪資所得的不增反降,這乃是主因。

——而問題更嚴重的,可能是台商部門成長快速,他們早已不是鮭魚,而成了巨鯨巨鯊。最近台北房地產狂飆,財團的炒地養地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其實與台資龐大化之後的回流有關,超過一兆兩兆的錢根本不必靠貸款,即捧著現金買豪宅。當馬英九得意的說「不只是鮭魚返鄉,連鯨魚都回來了」,不同的人聽了後即可能每個人的心頭滋味各不同。台灣的「外生經濟」(Exogenous)對「內生經濟」(Endogenous)的衝擊現在剛剛開始,而它顯然不會是讓人高興的經驗!

 

馬總統把「鯨魚回流」看成是活化台灣經濟的SK2,但是南方朔則是把它看成炒作房地產的元兇,這些資金不但沒有產生相稱的工作機會,反而增加民眾的痛苦指數,更增加資本家影響政策的能力。

我們再來看看羅斯在《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的敘述。

擁護全球化、產業外移的一個說法就是,企業的獲利還會回流母國。


從各式各樣的經濟研究中取得的統計數字,非正式地在美國商會之內流傳。這些分析全都顯示從中國出口賺得的利潤,只有一部份反映在中國製造商為國內增加的價值上。這個數字介於每一美元佔二十分到三十六分,而美國本身拿走了這價值的絕大部分。另一個廣受引用的研究來自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其估計為美國公司每花一美元在外包上,就有一‧四六美元之多的新經濟價值被創造出來。承包的國家從那一美元中獲得三十三分,也就是二二%,美國賺得的是一‧一三美元,也就是七八%。這類數字在商業新聞的文章中廣泛出現,並成為為業務外包辯護時的主要論點。然而,這些研究卻沒有一個指出這些價值是如何分配的。哪些投資者或股東的銀行存款變多了?誰又看到自己的存款變少了?事實上,用麥肯錫計算出外包費用有十四分淨利的方式,可以算出本國工作者(相對於投資者而言)有二十六分的淨損,這顯示利益分配的不平均。

在美國國會預算局的報告顯示,企業獲利有超過一半分給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納稅人,只有百分之八分給了墊底的六○%的人。長期的經濟統計數字也未能消除一種看法,那就是外包蓬勃發展帶來的經濟衝擊摧毀了中產階級的薪資結構,並持續強化了國內所得的M型化。經濟學家將美國薪資差異增加的整整二五%歸因於由企業領導的全球化。至於對於送回國內的獲利課稅,每個境外會計都知道要終身緩繳境外獲利的稅金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從一九六○年開始,美國企業繳納的聯邦稅比例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從二○○一到二○○三年的兩年間財星五百大公司中有三分之一沒有繳聯邦稅,而他們的稅前淨利卻上升了二六%。

        台灣的狀況與美國有什麼不同?這要讓經濟學者和民意代表來說明白。企業富,國家窮,首先受衝擊的當然是人民,另外就是民意代表。因為,隨著產業的外移,他們的選票也跑了,或是移到另一個陣營。民意代表能做的,似乎就是趁著這個「歷史的機遇」,實踐「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銀,」做一任,就要狠刮一任,以保餘生衣食無虞。(本文資料參考、引用或改寫自《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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