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IT by a MIT professor


這是一個文字遊戲。頭一個MIT是「Most Ignored Title」(最受忽視的書),後一個MIT,當然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縮寫。合起來是「一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寫的最受忽略的書」,我指的是《從危機中勝出──MIT的供應鏈風險管理學》(Resilience Enterprise)。


        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在我來看,是沒道理的。從某個角度來看,《從危機中勝出》談的仍是全球化,但卻是從製造業供應鏈的角度切入。全球化最直接表現在商品、人員、資金的流動,但其實製造業供應鏈的拆解、分散到世界各地,是一個更全面、滲透更深的全球化表現,從衣服到電腦,從手機到塑膠玩具,每個零件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由不同的地點負責做不同階段的組裝,只是太過隱微而不易察覺。

 

 


        對台灣來說,這不僅是經濟發展或競爭力的問題而已,更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台灣越是把自己鑲嵌到國際產業鏈中,自身越安全。這是為什麼九二一發生的時候,美國對台灣那麼關注,甚至連股市也受影響。因為一場地震不僅影響台灣民眾的生命安危,也會影響許多在研發、製造與美國產業息息相關的公司。天災可以影響台灣安全,其他像戰爭、社會動盪,也是因素之一。把台灣鑲入產業鏈中,這個牽連越是細密、廣泛,等於把台灣的安危與越多國家綁在一起,台灣就越是安全。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台灣和遼東半島都割讓給日本,可是割讓遼東半島卻引起俄羅斯、德國、法國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當時包括唐景崧在內的台灣民主國諸公看到三國干涉還遼的例子在前,希望也可以把台灣割讓一事升高為國際事件,若是引來外國勢力介入,或許就可以阻止台灣被割讓出去。這個算盤打得雖然美,但是最後並沒有成真,用供應鏈的角度來看,就是台灣雖然在某些產業已是國際貿易的一環,但並沒有不可取代的戰略重要性,要外國勢力介入,談何容易?


        但是百年之後的台灣,情形已經是完全不同。在九二一地震發生的時候,全世界的DRAM有10-15%、60%的主機板、80%的圖形處理晶片是在台灣生產,液晶螢幕的供應商和組裝廠也多半在台灣。所以地震一旦發生,對全球的電子業都產生衝擊。


        《在危機中勝出》敘述了九二一地震對不同電腦廠商的影響。其中受衝擊最大的就是蘋果電腦,當時推出的iBook預定在九月十五日出貨,結果九二一大地震直接衝擊了蘋果電腦應付十六萬台訂單的能力,而且記憶體價格飛漲,蘋果電腦被預購的規格給綁死。反觀戴爾電腦,以較靈活的配備與價格,保有出貨能力,又避免了被客戶抱怨。結果,在九二一地震之後,戴爾的市佔率提高,第三季營收卻較去年同期暴增41%,蘋果的市佔率卻滑落了。


如果台灣的安危是如此牽動全世界電子產業的賺賠與消長,就已經證明了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這比重返聯合國要實在得多了。


整個世界的頻繁往來已經使得各個經濟體彼此依存、互相影響成為常態了。當智利的地震會影響全球紙漿價格,甚至推快了電子書的進程;當中國沿海缺工影響了美國產業外移的計畫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世界的風險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方式與幅度,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與工作。


同時,世界級的企業也以我們想像不到的層級來因應這些風險。在九一一當天,飛機先後撞進雙子星,近兩千萬平方呎的辦公空間毀於一旦,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全盤崩潰與癱瘓的景象。


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紐約分部設在南塔的德意志銀行在九一一當天還完成了三千億美元的交易,因為當紐約辦公室被毀的時候,位在愛爾蘭的備用系統立刻替補。而美林證券的重要管理作業也幾乎同時轉到紐澤西的指揮中心。(岔題一句話,如果用這個標準來檢視台灣公務系統的危機應變能力,恐怕都會不及格。)


書中有無數例子說明了組織如何保有彈性、應對風險。這些例子都讓人大開眼界,也都是非常昂貴慘痛的教訓。對於個別的工作者來說,為了讓組織應對危機的能力極大化,工作也被進一步切割、模組化,便於移動、重組。這同時也對個人工作的保障構成了新的威脅,越來越多公司變成便於拆卸、組裝,今天款款,明天就能搬走,且立刻上線作業。個別工作者被告誡,要創造無可取代的價值,但是整個組發發展的走向,卻是朝著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據點是不可取代的。


而台灣的兩難在於,嵌入全球產業供應鏈能提高台灣的安全,但同時也讓產業變成更容易外移。如果台灣的教育體系沒辦法持續提供高素質的人力來吸引產業的移入和留住產業,那麼,台灣的經濟就會走上衰退,地位也會被邊緣化。雖然從歷史來看,位居邊緣正是台灣的常態,但是對於這一兩代的台灣人來說,情感上怎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吳家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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