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塞與胡士托
按：李安拍《胡士托風波》，在台灣引起的風波並不大。普遍的看法是說台灣的社會離胡士托音樂節太遠。這話沒錯，但可能也錯了。台灣跟胡士托所代表的整個心智革命之間的關連，可能比你以為的還深。
對於很多四、五年級的讀者來說，赫塞有點像是初戀戀人，他所談的成長的掙扎、情竇初開的甜蜜與苦澀，對於十幾歲開始睜開眼睛、感覺到外在世界並苦惱於自身與外在關係的青少年來說，吸引力非常大。
那是一種一下子整個把你攫奪過去的吸引力，彷彿世間即使親如家人都不瞭解你，只有赫塞道出心聲，而且還說得那麼好。年少時期身邊凡是早熟憂鬱，甚至動了輕生念頭的人，沒有一個不讀赫塞。
楊照曾在一次演講中說，赫塞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作家，我完全同意。表面看起來，赫塞是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六○、七○年代閉塞的台灣，就算外國的蘋果熟透、果肉鬆了也都還是好的，那麼諾貝爾得主哪裡不好的道理？赫塞有如波光粼粼的明媚山水，但只有喜愛過赫塞的人，才知道水有多險峻而山裡又藏了什麼怪物。我代人把去年新出的《徬徨少年時》拿給林懷民的時候，他瞪了我一眼，開玩笑說：要死，這是要害死我麼？林老師早已過了不惑、知天命的年歲，赫塞這潭水，還是不願輕易涉足，其險惡可知。
也正是因為赫塞這麼容易吸引特別是少年敏感的心，有如乾柴碰上烈火，所以往往會忘記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火是怎麼來的？那柴又為什麼會放在那邊？
赫塞的作品當年在台灣這麼受歡迎，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蘇念秋」。蘇念秋翻譯了一些赫塞的作品，像是《徬徨少年時》、《流浪者之歌》，但此外，蘇念秋在台灣文壇有如孤星一般，難見蹤跡，即使譯者簡介也只寥寥提到他是遼寧人，一張照片也不甚清楚，只能看見一個面帶微笑的蓄鬍男子的側面。
蘇念秋乃是筆名，本姓孟，另一個筆名是孟絕子。記得白先勇在一篇回憶《現代文學》創刊的文字裡，提到當年「農業社會」氣氛猶濃的台大文學院，老師不怎麼管學生，所以白先勇幾個才能逃課在圖書館裡商討創刊大計。圖書館裡的鐘是停的，圖書館員老孟盤腿坐在地上打坐，天塌下來也不理。白先勇所提的到「老孟」，就是孟絕子，也就是蘇念秋。
據說後來老孟離開台大，是因為把圖書館管得書越來越少。倒不是他管理有漏洞或是盜賣圖書，而是老孟的作風使然。他基本上是以文學院圖書館為家，門板一擺，或是書架間一擱，就是張睡覺的床。管起書來也有古風（可能根本稱不上管），你喜歡就借回去，不還也沒關係。有個老師曾受過這個「恩澤」，聽她提過這事。那時她剛進台大哲學系，老孟說她很有才氣，轉身就從架上抽一本書送她。那老師對「受贈」之書並不覺滿意，想來是因為那時圖書館的好書也給送得差不多了，所剩無幾之故。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老孟的作法定會遭到偽善媒體的圍剿，最後以幾頂烏紗帽落地而收場。但那是個很不同的時代，像老孟這樣闖蕩大江南北，最後在台灣落腳的人，很多光怪陸離的場面都看過。他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在西湖邊上一幢很漂亮的房子住過，後來為了逃難，該逃的、該丟的都得放下。這樣在回頭來看一間小圖書館的幾本書，就算全不見了又如何？
白先勇說那是「農業社會」，一點不錯。鐘不走，老師不怎麼管事，學生不見得要上課，圖書館員在打坐。用「工業社會」的標準來看，真是充滿漏洞。怪的是，農業社會卻出了大學者、大作家、翻譯家和《現代文學》。工業社會森嚴了，老師規定要點名，學生可以評量老師，圖書館納入電腦管理，然後處處可見沒修養、沒胸襟，滿腦子升等的教授，學生心不在學業、也不好閱讀。看來從農業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這「進步」二字很可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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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念秋翻赫塞，並不是從德文翻譯，而是參照英文、日文而成。那個年代的台灣，文化上受美、日影響甚深，美、日流行什麼，台灣也風行草偃。這是台灣引入赫塞的前提，所以，要問的是赫塞為何在美、日流行？
赫塞出生在一八七七年，《鄉愁》在一九○四年出版，但是名聲真正傳遍德語世界是在一次大戰之後出版的《徬徨少年時》（一九一九年），其他像是《荒野之狼》、《流浪者之歌》都是寫於兩次大戰之間，被視為與獲得一九四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很有關係的《玻璃珠戲》則寫於一九四三年。放在歐洲的脈絡中，赫塞的意義在於對於歐洲文明的反省。上接古希臘，綻放出文藝復興、又握有理性火炬的歐洲人為何會在二十世紀初陷入一場全面、無意義、殘酷的戰爭？
赫塞早年的作品即使把背景設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但仍然有很濃的舊社會遺風，《鄉愁》中描述的農村，似乎歷數世紀而不變；《車輪下》的學徒，好像還活在中世紀以來的規制。這類作品很能引發一股鄉愁，追想那工業革命未盛，文明與自然尚處於和諧階段的社會。這些作品放在一次大戰之後來看，本身就是對機械文明的批評，至於到了《荒野之狼》，那種機械文明帶來的虛無、焦慮與瘋狂，更做了直接的描寫。
日本與赫塞之間的淵源，我一無所知，不敢妄加揣測。不過以明治維新看中德國的程度，以及二十世紀初明治末年與大正年間，日本對歐洲文藝興趣之濃，赫塞的作品要到日本，路途並不遙遠。
至於美國對赫塞的興趣，我也一無所知。不過赫塞作品中對於父權的反抗、對自然的崇尚，對東方文明的嚮往（赫塞的父親、外祖父曾在印度傳教，《玻璃珠戲》裡頭的珠戲大師克尼希對中國文化很有造詣），六○、七○年代的嬉皮文化幾乎全都接受。
所以赫塞到台灣，或許是包裹在《生活畫刊》、洋煙、吉他、搖滾樂裡頭一起傳到台灣的。胡士托的精神與赫塞的小說，彼此是相通的。如果這個假說成立的話，台灣既然早在半世紀之前就接受了赫塞，又怎能說胡士托離台灣很遠？（吳家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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