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鏡像的平行宇宙
──看完《胡士托風波》試片 2
李安拍《胡士托風波》，對原著做的最大的改編，就是加入由Emile Hirsch飾演的Billy這個角色。Emile Hirsch曾擔綱演出《阿拉斯加之死》，在《胡士托風波》中則是演一個從越戰戰場上歸來的大兵，成天穿著邋遢的草綠服，在小鎮上晃蕩。
Billy這個角色在電影裡頭的功能，是呈現原著中幾乎完全不碰觸的時代氛圍。這純粹是個選擇的問題。泰柏的原著完全從個人經驗出發，因此能另闢蹊徑，來談一個已經很難談出新意的話題。在《胡士托風波》書中，嗅不到越戰的硝煙，也感受不到阿姆斯壯登月的興奮與期待，只因為這些事情對於泰柏當時的處境不具意義──他當時只苦惱於如何面對自己的性傾向，還有摩納哥旅館這該死的錢坑。什麼越戰、登陸月球，全跟他沒關連。甚至，泰柏當初聯絡音樂節主辦單位時，也不是基於對文化藝術的愛好，他看到的是一個賺錢的機會，挽救那個他已經救不了的賠錢旅館。
李安在電影裡頭，卻想把作者沒談的東西拉出來。影片一開始，從泰柏的媽忙裡偷閒轉電視，觀眾就知道當時越戰和登月的狀況。比利這個原著所沒有的角色，更是時時提醒觀眾，這邊在「愛與和平」，但是隔著太平洋的那一邊，卻是天天都有人死於戰火。
這個角色的妙處在於，他是跟泰柏的對立面，但又與他平行。泰柏處在貝瑟爾小鎮，顯得格格不入。他是週一到週五活躍於紐約的設計師（雖然電影裡頭感覺不出來），只有週末才到這鳥不拉屎的地方幫爸媽整理旅館，他不屬於這個地方。Billy也是如此，他的「病」甚至更嚴重，他在越南待不下去，回到美國也不適應。Billy如果再強壯點，參加完胡士托就可以在頭上綁個布條，去當《第一滴血》的藍波了。但至少在1969年8月，他哪裡也去不了，就這麼卡在白湖。
但是，胡士托音樂節成為泰柏的救星，也成為Billy的救贖。節慶，是庸俗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例外」。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顯得異常的Billy，在音樂節期間反而顯得「正常」。法國社會學家Lefebvre曾提出以節慶的這種例外性來瞄準資本主義，作為革命的動員模式。
李安當然對那個年代有所嚮往，但是我想他也看到了受到「搖滾理想」洗禮的那一代，在八○年代之後的迷惘、收編、馴服，甚至墮落。因此他不會用單純而天真的手法來處理胡士托「三天的愛與和平」。在電影中，鏡頭取了面帶興奮來參加音樂節的人潮，但也捕捉了曲終人散，疲憊離去的身影，還有那原本綠草如茵，此時卻是處處泥濘不堪、垃圾滿坑滿谷的農場，給我的驚悚，不下於《戰地琴人》中殘破的華沙。
「三天的愛與和平」，是充滿暴戾與殺戮的六○、七○年代的例外。為了營造這例外，事後的善後讓幾個合夥辦胡士托的人對簿公堂。愛與和平哪裡去了？在電影快結束的時候，泰柏問他老爸，他是怎麼跟他媽這種人維持四十年的婚姻？泰柏他爸說：because I love her。答案好簡單，也好老套，好芭樂。但是，Goodman的表演太好，讓這成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而不是（應該）花了很多錢和心力還原出來的音樂節現場。
因為愛，所以泰柏的爸媽度過了「四十年的愛與和平」。爭吵也好，貧窮度日也好，最後回頭一看，都是好的，都是和平的。烏托邦不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而是信念的問題，也因為涉及到信念，所以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例外。
我相信李安，還有所有自認服贗搖滾精神的人一定會同意泰柏在《胡士托風波》最後一章所說的話，這也是書名的由來：
But in my heart I knew that wherever I went and whatever I didI’d be taking Woodstock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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