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矚目馬英九總統、蔡英文主席的「雙英辯」昨日舉行，雙方辯論看似正面交鋒，但借用薩伊德和巴倫波因的對話錄書名，實則充滿了「並行與弔詭」。
馬蔡雙方雖然對對方拋出不少質問，但是蔡主席提出許多大家所關心的問題，馬總統或是實問虛答，或是相應不理。反之，馬總統似乎對一些過往的過節耿耿於懷，再三提及，或是動輒以「鎖國」來概述民進黨執政八年，其夾纏頗得「桃谷六仙」真傳。而阿扁的八年也確是這場辯論的罩門，馬總統一祭起阿扁這顆「翻天印」，蔡主席也只好遁逃。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兩人有如粉墨登場的武生，鑼鼓喧天，花槍亂顫，其實相接處甚少。這是並行之二。
並行之三。蔡主席不怕資本家在簽訂ECFA之後賺不到錢，她擔心的是在「早收清單」中生計直接、間接受影響的人，以及隨之啟動的在十年內台灣將對大陸全面開放。這個關切本身下及社會底層，上有整個東亞戰略的改變。但是，馬總統開口閉口的就只有經濟。他的邏輯似乎是小平同志「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翻版：「讓少數人更富一點」。富一點，鵝就肥了，鵝肥，稅收多，稅多，經濟就好了。再怎麼看，這都是個「招商局長」的思維，而不是總統。兩個人大部分不在同一個層次上談。這是並行之三。
弔詭之處先不去談它，我們來回想一下全球化。全球化曾經被塑造成一個美妙的咒語，政治人物不掛在嘴上就嫌落伍；在消費文化中，全球化表示有買不完的東西從世界各地湧到你面前，供你挑選；企業家更是三句不離全球化，現在，我們知道那差不多就等於「我要把工廠關掉，你會沒有工作」的一種經過美化的說法，而全球各地的珍奇商品，則讓不知多少人淪為卡奴。
這當然是太簡化的說法，但是這有助於我們維持概念上的清晰，然後把中國這個因素考慮進來。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在《當產業都外移中國》（Fast Boat to China）中，指出了全球化與中國的關連：
在全球自由貿易下，外包蔚為風潮，而中國則是在這有破壞性的大環境中扮演了宿主的角色。在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是外國投資於低薪出口產業部門的終南捷徑，一切以獲利為目的，其他的責任一概不負。我會詳細說明，投資者如何這幾年裡頭更往價值鏈的上端移動，希望套用外包的方式，從科技導向的製造業和白領服務業中大撈一筆。這些投資者中有越來越多是全球企業，把需要純熟技能的工作與高科技資本從勞工與環境標準較嚴格的已開發國家往外送。因為中國一時之間還沒有那麼多技能純熟的工人，企業為這些高價值部門找人時頗感困難。企業經理人留不住有經驗的工程師、專案經理及專業人才，於是薪資飆漲與跳槽之風應運而生。這裡的工作條件雖然一定要比低薪的血汗工廠來得好，但是勞資關係卻沒什麼大差別。不論所需工作技能高低，雇主和員工之間瀰漫著不信任與不忠誠的氣氛，每隔一陣就會掀起離職潮，關廠外移的威脅壓縮了薪資，而在投資者所設的社區中，經濟與社會保障也都蕩然無存。
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也有這種文化。那為什麼中國的案例如此駭人？答案不光在其運作規模的巨大，還在其涵蓋層面的廣泛。中國在科技曲線上跳躍的速度之快，吸引來自業界領導者最高層級的投資──例如產品設計與創新。
沒有一個正在進行產業化的國家在吸收製造鏈最低階工作的同時，還有能力爭取高階的工作。先進國家的立法者擔心高階工作與資本的外流，但問題其實還更為嚴重。要控制如此的涵蓋範圍──從最低階的組裝平台工作到高階的產業與服務──就表示要為員工標準建立全球性的規範，而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如此做過。由中國的外資私人企業對職業保障與職場權利習慣性的漠視來看，這樣的規範對於穩定營生顯然都是一種威脅。
如果中國不曾提供混合了獨裁治理、便宜豐沛的勞力與有利於投資者的政策的最新獲利配方，企業還是會到別的地方去找。雖然這樣的情況沒有政府合作是不可能存在，從中獲益者主要都還是全球性的企業。在工作與資本能立即順利移轉的標準化環境下，企業最能獲利。如果企業不能維持標準並持續負責──而且海外自由貿易的工作現實不要求這些──那麼全球每個角落的公民就喪失了對自己未來與社區未來的控制能力。
這裡頭有幾件事與台灣相關：
一、中國吸引產業移入的能力是史無前例的。人民幣的低估，加上之前的豐沛勞動力，對於企業是個致命的吸引力，歐美企業不惜遠渡萬里重洋，前進中國。何況台灣隔著一道百餘公里的海峽？
二、中國發展產業的模式是前所未見的。它佔據了低階，也在高科技的領域有跳躍性的成長。這對台灣來說的意思是，毛巾產業和面板產業同時受到威脅。
三、 產業持續外移對於社會的信任與忠誠，將有嚴重的侵蝕。對一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來說，薪資被政府的「美意」弄得只有兩萬出頭，而且往往是短期派任，因為能移的產業都移走了。年資無從累積，互信基礎薄弱。累得跟狗一樣，窮得跟乞丐一樣，走累了，在帝寶前歇歇腳，還被警衛趕走。這不是逼人鬧革命嗎？
四、中國的讓利並非始於今日。台商捧著錢到大陸，想攔下財神爺的縣市首長、黨委書記，要地給地，要方便給方便，能減稅則減稅。中國用的正是「混合了獨裁治理、便宜豐沛的勞力與有利於投資者的政策的最新獲利配方」，說穿了，這味藥沒什麼稀奇，就是讓利。讓利讓久了，會讓企業以為免稅才是常態，沒有補貼不幹。
只是單純地採取所謂的自由貿易規則──擺明了要利用地球上不同邊的人之間的不信任，也擺明了要剝奪一個社會照顧弱勢者的責任，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消耗後便被丟棄。問題是，接受這幾乎毫不遮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代價，誰能付得起？（吳家恆）
下篇：《別掰了，佛里曼先生》，發送日期：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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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台灣下一輪無業衰世──產業外移與未來的台灣職場
中國大陸從製造業切入全球化產業鏈，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遷廠轉移，產業移出國面臨失業率升高、稅基流失與社福體系萎縮的窘境。兩岸經濟實力懸殊，台灣的地理位置又緊貼中國大陸，簽訂ECFA之後，將對台灣職場產生什麼衝擊？
■ 梁文傑（《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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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英辯出ECFA新契機
【經濟日報／社論】2010/4/26
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蔡英文主席針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公開辯論昨日舉行，這是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朝野領袖首次針對重大公共議題進行公開辯論，意義非凡。雖然一如預期，雙方對ECFA的基本立場各有堅持，對ECFA的利弊分析差距極大，但透過雙英各自的政策說明及相互論辯，仍清楚地展現出朝野對兩岸關係及台灣未來出路截然不同的思維、主張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達到與人民對話、訴求民意的政治效果，台灣人民可以說是這場辯論的最大贏家。
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在經濟，而台灣經濟發展又高度依賴對外貿易。在全球化及亞洲區域經濟快速整合的大趨勢下，台灣要維持國際競爭力，參與及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是唯一的出路。毫無疑問，過去台灣循此出路的最大阻力是來自經濟實力及綜合國力日趨強大的中國大陸，此一瓶頸若無法突破，一切都可能成為空談。在辯論中，馬總統訴求一貫的開放理念與主張，期待透過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大陸簽署ECFA正是台灣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及參加區域經濟整合的敲門磚。
蔡主席則點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思維是在國際多邊架構下，與世界各國一起走向中國；國民黨的思維則是透過中國走向世界，台灣一旦與大陸簽署ECFA，極可能改變亞洲均勢，反助長大陸成為核心，讓台灣成為邊陲。蔡主席的論點反映出雙方對國際情勢變化與兩岸關係的基本認知南轅北轍，這也是長期以來藍綠在對外事務上的根本歧見。
ECFA對台灣的影響及利弊更是雙英攻防的焦點。馬總統強調，ECFA可為台灣經濟找回民進黨執政時期失落的八年，開創黃金十年，而且對大小企業及勞工都是利多於弊；並重申不開放農產品及保護弱勢產業的立場。相對的，蔡主席指出ECFA就是FTA，依WTO規範，須在未來十年內將90%以上農工產品關稅降到零；雖然大陸在早期收穫清單上對台灣讓利，但未來大陸農工產品終將湧入台灣，帶來最大的產業衝擊、經濟結構調整及利益重分配；不進一步開放農產品的承諾勢必守不住。
馬總統則回應，ECFA是架構協議，後續協商將循序漸進、步步為營；自由化期程不必然是十年，降稅項目比率也可能大幅低於90%。從雙方對ECFA所涉自由化期程的不同認知來看，政府很有必要及早將ECFA內容透明化，才能減少社會的疑慮及不必要的爭議。
最值得注意的是，蔡主席提出了民進黨對ECFA的替代方案。她認為台灣不要急於簽署ECFA而被綁在十年自由化期程的框框內，而應參考台美貿易及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模式，就ECFA後續協商涉及的經濟議題如關稅減免、投資保障、智財權保護等，一項一項來談；配合國際情勢及兩岸關係發展，不排除在將來與大陸簽署類似FTA的協議。嚴格來說，若以十年為期，蔡主席的替代方案與政府推動的ECFA，並非完全不能相容，這也說明朝野之間並非沒有進一步協商及妥協的空間，就看雙方能否真正以國家整體利益為出發點。
最難能可貴的是，雙英辯論雖仍不免言辭交鋒，但雙方並未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互扣帽子，而將重點放在經濟層面；這無疑改變過去藍綠一貫的對立思維，也是一項重要進步。理愈辯愈明，在ECFA辯論之後，我們期待雙方對ECFA的後續作為都要符合民主政治的程序，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軌；更期待雙方能夠以國家大局為重，化異求同，找出ECFA的交集，俾讓近來日益升高的對立情勢化解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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