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 自由、多元和非國家的貨幣經濟（先秦─明清）
放眼世界，只有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維繫二千餘年，從未中斷，成為中華文明久遠而獨立的重要象徵。中國的貨幣經濟史經歷了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傳統貨幣經濟始於春秋戰國，到一九三三年「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而結束。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中國傳統經濟就是農耕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是閉關守舊政策下的經濟，且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中國傳統經濟的真實面貌是：穩定的農工商結構、完備的產權制度、成熟的商品市場體系，早熟且從未中斷的貨幣經濟與全方位的國際經濟交流相輔相成。而且，歷朝歷代都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沒有控制經濟生活的意願，由此造就了中國傳統經濟的生命力、本質、深層結構和內在機制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一般認為，貨幣經濟的自然形成，人口增加、技術進步、各地區商品剩餘增加、交通體系形成息息相關。貨幣因私人部門的需要而出現，透過貨幣降低交易成本。亞當．斯密說過，貨幣可以促進交換和鼓勵專業化經營。透過貨幣的使用，在不確定環境中獲取資訊和進行交易的成本因而降低，減少初始稟賦轉變為消費的交易次數，增加所有交易商的福利。
但如果以為貨幣的產生只是經濟現象，似乎過於片面。「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識就是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製造品而發展起來的，而不是作為私人市場上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換句話說，「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特殊品而發明的，而不是降低市場上的交易成本。貨幣的發明可能早於正式市場的發展；因此貨幣促進了市場的興起，而不是市場促成貨幣的誕生。」在先民社會，為瞭解決侵害者對受害者補償，為了行賄，需要確定有統一價格的一定單位的物品，導致貨幣體系的形成。世人對「錢是萬惡之源」的說法耳熟能詳，卻忽略了「惡是貨幣之源」的歷史事實。只是上述看法「稍顯模糊和有些社會邏輯化，並且過去也沒有辦法用到數學模型。因此，為了建立私人代理人（沒有政府）之間交易的數學模型，經濟學家只好傾向於忽略歷史事實，並同時採用一種均衡，既所有交易都是基於一種統一的貨幣工具。」
中國的貨幣經濟究竟源於何時，既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定論。中國由於歷史悠久，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之後就有貨幣。可是，中國早期的貨幣制度到底如何，太史公也說「靡得而記」。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創造貨幣的時間比倉頡造字更早。依據夏朝遺址考古出土的天然和仿製的貝殼、冶銅址就可以推論，最遲在西元前十一世紀到西元前十世紀的商周之際就有了金屬鑄幣。 成書於夏、商時代《尚書．洪範》中，就有「八政」的記載，其中之一是「貨」，也就是貨幣。 所以，可以假定中國的貨幣經濟始於夏、商，實為不過分。
中國貨幣經濟成型於西周。《國語．周語》記載：周景公二十一年（前五二四年）的「鑄大錢、廢輕錢」，說明了周景公企圖鑄造大錢以替代小錢的通貨膨脹政策。 在周景公之前，楚莊王（西元前六一三─西元前五九一年）也有過改「小錢」為「大錢」的舉動。西周的貨幣有兩種，天然貝幣和稱量的金屬（青銅）貨幣。貴族間的土地買賣已經以貝幣定價。司馬遷的《史記》談到貨幣，但沒有全面探討貨幣的起源，而是將之與商業、交換相聯繫：「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春秋戰國是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卻也是中國貨幣經濟得以長足發展的時期。因為地權逐漸鬆動，「田里不鬻」的局面逐漸為土地私有所代替，以地權凝固的公有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公社解體，「工商食官」制也被打破，經濟發展，商品經濟進步，貝幣逐漸消失，貴金屬的黃金成為主要貨幣，黃金甚至開始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和一般等價物。同時，青銅鑄幣貨幣日益活躍，齊刀、趙布、秦圜錢流通領域日益擴大。流通於楚國的「郢愛」和「蟻鼻錢」在中國貨幣總體中佔有一席之地。戰國時期，各國錢幣因地而異。在春秋戰國時代，民間交易還以牛皮幣作為支付工具。
從秦朝到兩漢，中國貨幣經濟經歷了從放任自由到政府干預，從貨幣供給相對充裕到空前短缺的不同階段。總的來說，西漢大體完成了從「自然經濟社會」、「半貨幣經濟社會」向「貨幣經濟社會」的過渡。在漢武帝之前，皇帝和朝廷沒有干預經濟的意願，是民間，而不是國家主導貨幣體系。進入漢武帝時代（西元前一四○─西元前八七年），政府開始具備貨幣政策意識，國家開始全面干預貨幣經濟，確立「五銖錢」貨幣體系，中國得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貨幣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不僅完成了秦始皇未竟的貨幣統一，而且為秦始皇沒有創立的「重農抑商」國策提供了穩定的貨幣制度。從此，「貨幣開始在公私經濟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在此新舊交替的時期，社會財富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皆有變動。」 東漢是貨幣經濟的重要轉捩點，不僅黃金似乎突然消失，而且銅錢流通量也急劇減少。東漢末年至魏晉至唐中葉的大約六百年間，商品經濟的總趨勢是衰落，自然經濟抬頭，黃金退出貨幣行列，部分實物貨幣，例如糧食和絹布，填補了金屬貨幣留下的空白，貨幣經濟處於低潮。
中國進入唐朝之後，商品經濟繁榮，貨幣經濟走向復興，唐代的貨幣除了銅錢與金銀之外，還有絹帛。到了宋代，人均產值進入發展高峰；生產率顯著提高；科技創新成果眾多；發生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的商業革命。在貨幣經濟方面，不僅「制錢」在質量方面達到歷史高峰，創制發行了諸如交子、錢引、貢子、會子等紙幣，白銀加入貨幣體系，金融機構多樣化，而且在東南亞和日本形成了中國貨幣圈。
元朝實施禁海和禁夜市，宋朝經過上百年興建的水利良田變成草場、牧區和養馬場，中國商業和農業全面倒退，貨幣的需求和供給全面萎縮。在貨幣制度方面，實行紙幣制度，最後通貨膨脹不可抑制、國民經濟崩潰而覆滅。
明清兩朝，貨幣經濟有過短暫的衰退。但是，明朝奠定以白銀和銅錢為主體的貨幣體系框架並沒有實質改變。自十六世紀中葉的 「白銀世紀」開始，中國貨幣經濟與世界貨幣經濟從分流逐漸走向融合，貨幣供給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錢荒」現象逐漸消失。
自春秋戰國至清朝這兩千餘年，貨幣制度和貨幣體系雖然充滿波動、振盪、革新、崩潰，卻從未真正中斷。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一直都包括黃金、白銀、銅錢，甚至紙幣，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組合模式。以銅為代表的賤金屬和以金、銀為代表的貴金屬長期並存，而銅和金，特別是銅和銀的比價，波動有限。其間，即使是改朝換代頻繁，國民財富漲落，卻很少發生貨幣經濟的制度性變更，也很少發生貨幣經濟體系的過度紊亂。新朝建立，舊朝貨幣往往還可以繼續使用，即使實行新貨幣，新的政府一般會保證比較合理的兌換率。貨幣制度穩定，意味著物價穩定，市場交易穩定。貨幣經濟有所延續，新朝得以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恢復國民經濟。例如，明朝亡於一六四四年，但清朝的貨幣制度未變，仍然是銀兩制，在幾十年之內就進入「盛世」。因為貨幣財富積於民間，其流量可能會有波動，存量則不宜大幅變動，否則會損及民眾的財富積累。這種情況在明、清之交的表現尤為突出。此外，穩定的貨幣制度也有利於政府增加稅收。
歐洲的貨幣經濟史不同於中國。古代地中海地區是錢幣的發祥地，但是在時間、地區和國家上卻沒有連續性。羅馬帝國（西元前二七─三九五年）的貨幣經濟一度相當發達，錢幣形態包括金幣、銀幣和銅幣，所有貨幣都由國家統一鑄造。國家的財政需求決定鑄幣成色。後來，「物物交換」席捲羅馬，強大的政府瓦解了。「到六世紀中後期，銀幣的鑄造在羅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都完全停止，……銅幣的消失比銀幣還要早。」 只是，「羅馬幣制的存在比羅馬帝國更加久遠。直到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位期間（七六八─八一四），各行各業仍以德納累斯銀幣（Denarius）計價。」
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十二世紀末，歐洲的貨幣經濟處於停滯、甚至衰退。基督教世界當時是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城市生活還是外來的生活，鑄幣還是很少見的通貨。」 中世紀是黑暗得連錢都看不見了。「從本質上來講，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礎上的歐洲經濟在十二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大約在一一八○年以前）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地主收的地租、教會抽的什一稅都是採取實物的形式，日常的交易往往透過實物完成。雖然也有行商和一些人住在城鎮，但是國際貿易幾乎還沒有復甦。貨幣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的兩百年裡還下降了，在歐陸的大多數地區，德納累斯是唯一使用的硬幣，幣值不大，而且是用廉價金屬鑄造的。但英格蘭的便士是例外，一直由純銀鑄造，而且保證重量。 在歐洲史上有過一個「便士時代」（七五○─一一五○年）。貨幣經濟在當時是以王公為中心，還沒深入民間。「由於『窮人』的家當加起來還值不了一塊金幣，他們極有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這樣的金幣」。 所以，「直到西元十二世紀，貨幣的使用在歐洲仍屬罕見」。
歐洲在十二、十三世紀發現新的銀礦（主要是在日耳曼和匈牙利），提供歐洲銀鑄幣和銅鑄幣原料。日耳曼中部發現的白銀，導致了相對於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提升。 第一個相對精確又能保持重量的貨幣，就是一二五二年的佛羅倫斯金幣。 十四世紀以後，歐洲沒有再發現新銀礦，而舊礦區的產量卻不斷降低，製造貨幣原料的供應量隨著貴金屬銷往歐洲各地以及歐洲境外而減少。各地統治者為了發展商業，在競相取得剩餘貴金屬貨幣的同時，不得不建立不同貨幣的聯繫。所以到了十四世紀末，「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使用三種貨幣──金、銀及銅或鎳等價值不大的金屬。」十五世紀中、後期，陸續發現了新銀礦，加上採礦技術改進，抒緩了貴金屬荒。一四七○年，由於擴建舊採礦地和創建新開採地，銀和銅的生產迅速增加。一五○○年，全歐洲銀產量達到年產六萬五千公斤的最高水準。那是「礦山的喧囂」時代。之後，以日耳曼為代表的歐洲銀產量再次出現大倒退。就在這個時候，歐洲人發現美洲貴金屬資源來，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歐洲，徹底改變歐洲的金屬貨幣全貌。 英國到了一六○○年前後，才超過一三○○年流通的錢幣數量。在技術上，歐洲到十七世紀末才有可靠的鑄幣，但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仍有幾百萬人生活在荷馬時代，用牛的數量來計算某種盾牌的價值。「根據民族學家的記載，科西嘉納入真正有效的貨幣經濟勢力範圍是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這時的伊斯蘭帝國卻是處於興盛時期，「連續幾百年高踞從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舊大陸之上，」除了拜占庭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的金幣（第納爾）和銀幣（第萊姆）競爭。穆斯林不能收取利息，但還是有辦法建立金融體系、儲積財富。「金銀貨幣是伊斯蘭擴張勢力的工具。如果說中世紀的歐洲最終改進了貨幣制度，那是因為它必須『攀登』屹立在面前的穆斯林世界。」 這時的十字軍東征「想克服貨幣短缺的動機跟要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心願如出一轍。」 但伊斯蘭帝國的貨幣經濟因為沒有龐大而穩定的生產體系和市場體系為基礎，終究是難以為繼。
總之，貨幣經濟衰落、萎縮、甚至停滯，是導致歐洲中世紀的不可忽視原因之一。中國未曾經歷過歐洲式的「中世紀」，沒有發生貨幣經濟，少有歐洲貨幣經濟那樣的大起大落，中國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歐洲「中世紀」。而歐洲因為經歷了中世紀，充滿了對貨幣財富的渴望，由此刺激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白銀世紀」應運而生，開始了中國與歐洲「大分流」歷史走向。
（本文摘自朱嘉明《從自由到壟斷》上卷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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