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文／魏格林博士（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 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 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先生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是放任的。不論是宋代的紙幣還是明朝的白銀化，都來自民間的創造，而非政府的設計。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貨幣系統不是一個依賴國家的系統。各種貨幣同時存在，同時流通，保障了經濟順暢運行，發展出一個包容性很強、靈活性很大，容許遠距離區域貿易的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發秩序理論和貨幣非國家化理想。哈耶克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經濟，但是中國貨幣經濟卻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經驗證明。這是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到現在為止，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思想被認為是空洞、假設性、沒有實際基礎的，遑論有學者試圖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哈耶克之所以進入有關中國傳統貨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以及當下國家發動現代化的過程，是極為有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開始產生影響，而朱嘉明是在這個脈絡下選擇以哈耶克來解釋何以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有那麼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澤東時代中央計畫失敗的原因，還有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教義」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凱恩斯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時，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開始設計政府干預經濟戰略之時。國民黨的工業化戰略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家必須在現代化中起主導作用，現代經濟需要國家控制金融體系。
這是國民政府啟動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年間，經濟在國家極端虛弱而無干涉能力的條件下得到充分發展，而一九二七年以後，在日本與蘇聯的成功影響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國家對經濟的主導。儘管這項改革比凱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家也受到凱恩斯的影響。 國民黨的「廢兩改元」，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一九三五年又將之拋棄，引進法幣，是向貨幣現代化的躍進。
但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有兩個未預見到的影響：一是它為政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印刷紙幣。而這種新的可能性導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的通貨膨脹；同時也給共產黨提供了機會，發展非法紙幣，直至摧毀國家貨幣系統。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強調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然而，讀了此書之後，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貨幣的威力。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所以，一九四八年之後，當國民政府通貨膨脹處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產黨的人民幣成了一種替代性貨幣，使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增強了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最後人民也在政治上轉而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中國經濟史上轉向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和第一次高潮，而這個階段以崩潰告終。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凱恩斯經濟學始終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經濟理論，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強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曾在全世界幾乎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這部著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中國一步一步建設市場化混合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有啟發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凱恩斯，是為了瞭解釋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內在邏輯；用哈耶克， 是基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為了批評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不足。大多數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凱恩斯來衡量與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認同中國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也認同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於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批判這個過程，更不用說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麼遠，去批判國家透過貨幣對經濟施加強大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施加的控制。
貨幣經濟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歷史性倒退。貨幣在毛澤東時代是國家壟斷的。根據哈耶克的思想，這是人們為什麼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是經濟主體依賴國家來維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時代，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回歸貨幣經濟，實施經濟的貨幣化。中國經濟增長跟中國經濟的再貨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過這個再貨幣化的過程又是在國家愈來愈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經濟的貨幣化是伴隨著國家從貨幣系統退讓而進行的。它打開了向非國有經濟活動的機會之窗，使他們得到不再依靠國家而生存的機會。反過來講，經濟的貨幣化是在以國家為現代化的總組織者和總設計者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從一九七八年建立起來的體制，非常類似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失敗告終。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今天的凱恩斯主義體系，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維也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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