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位馬勒迷的心路歷程                 我的時代已經來臨0.jpg  

文/林衡哲(《我的時代已經來臨》作者)

  我的音樂啟蒙甚晚,或許因為我不是出身音樂家庭的緣故。我大約是在宜蘭中學初三畢業那年暑假,宜蘭大專校友會在故鄉舉行「古典音樂欣賞會」,才初聆貝多芬第四號交響曲。我一聽就入迷了,在內心呼喚著:「這就是我想聽的音樂。」

  在台北唸建中的時候,因為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和以貝多芬為藍本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就成了「貝多芬迷」,還寫過一篇〈貝多芬為什麼偉大〉,得到作文比賽首獎。我在建中隔壁的美國新聞處看到庫塞維茲基(Serge Koussevitzky)在譚格林(Tanglewood)演出貝多芬的〈愛格蒙特序曲〉,便在內心默默發誓,將來一定要到譚格林聽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

  想不到在唸東海大學外文系那一年,我不必出國,就有機會在台灣親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那天是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地點是在台北中山堂。我坐七小時的車子,冒雨前往台北,最後買到了台幣七十元(原價二十元)的黃牛票。但是能夠聽到指揮大師孟治(Charles Münch, 1891-1968)演出貝多芬第三號《英雄》交響曲,我覺得連靈魂都飛上了天,那是畢生難忘的精神享受。聽過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世紀之音,我此後成為忠實的古典樂迷,當天晚上還寫了生平第一篇樂評〈波士頓交響樂團聆賞記〉,想不到平常打分數很嚴格的魯實先教授,給我這篇樂評九十分的高分,使我有成為業餘樂評家的信心。

為了音樂會而重考醫科

  當時台中是音樂文化的沙漠,好的音樂會都在台北,我便在一九六○年參加聯考,考上台大醫科。在醫科七年中,我依然是貝多芬迷,兼了不少家教,為的是領到錢之後,可以買貝多芬的原版唱片,或到「田園咖啡」欣賞貝多芬的交響曲。如果有貝多芬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會,就算是碰到考試,我也絕不錯過。大學室友受我的感染,也有不少迷上貝多芬的音樂。不管功課有多忙,我也抽空在《功學月刊》和《愛樂》投稿,除了樂評文章之外,也介紹了不少西方音樂家如文藝復興時代的帕勒斯特利納(Giovanni Palestrina, 1525-1594)、義大利歌劇巨擘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貝多芬音樂的鋼琴權威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 1882-1951),以及南美洲阿根廷的作曲大師琴那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 1916-1983)等給台灣的樂迷。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國防費用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社會窮困,世界知名的音樂家來台灣的很少。多虧了吳心柳主持的遠東音樂社,我在台大醫學院七年期間,聽了黑人世紀女高音安德遜(Marian Anderson, 1902-1993)、大提琴泰斗皮亞悌哥斯基(Gregor Piatigorsky, 1903-1976)、鋼琴大師塞金(Rudolf Serkin, 1903-1991)以及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要聽這些名家,通常一大早就要去排隊等候。那時我對西方浪漫派音樂家的故事都很熟悉,也看了不少他們的傳記。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主編的「傳記文學精選集」(列入新潮文庫一一○號,一九七四年初版)中,就選了兩篇音樂家的傳記〈怪人華格納〉(狄姆斯.泰勒著)和〈終生獨身的音樂家——布拉姆斯〉(紐曼著)。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十九世紀末維也納樂壇兩大陣營的對手,也不知道馬勒跟他們兩人的關係。

  我在大一日記裡曾列了六十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當時馬勒還是榜上無名。到了大四,我又在日記中列了一百位西方作曲家的年表,馬勒才入榜,但我只知道他是一八六○年生在捷克,一九一一年死於維也納,其他事情還不是很了解。總之,我在一九六八年出國之前,從未聽過馬勒作品的現場演出,也沒有讀過他的任何傳記;正如出國之前,我是台灣文化的文盲,蔣渭水、賴和、韓石泉雖是台大醫科前輩,但我對他們的貢獻完全不了解。當時我是馬勒的「樂盲」,崇拜的人物是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和愛因斯坦等人,作曲家則是貝多芬,我還在日記中寫道,「史懷哲的音樂情人是巴赫,而我的音樂情人是貝多芬。」

  其實,在我唸醫科的一九六○年代,馬勒的音樂已經在歐美復活了。伯恩斯坦的青少年音樂會,台灣也有轉播,那時我也迷伯恩斯坦的指揮風采,他指揮的音樂會我聽過三十多場,但沒有一場是馬勒的音樂。他介紹馬勒的青少年音樂會(包括「誰是古斯塔夫.馬勒」)的節目,我也都錯過了。

  大學時代,我深受蕭孟能《文星》雜誌的影響。《文星》曾經以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和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做過封面人物,音樂雜誌也有不少介紹他們的文章。我在出國前主編《二十世紀代表性人物》時,作曲家選史特拉汶斯基,指揮家選托斯卡尼尼,但沒有馬勒。

  到了一九八七年,李哲洋才在他主編的《音樂文摘》中,用兩期有系統地介紹馬勒的人與音樂,但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加州了。二十世紀指揮大師克倫普勒(Otto Klemperer)曾親自受教於馬勒和托斯卡尼尼,他說:「他們兩位都是偉大的指揮家,但就詮釋的深度而言,馬勒比托斯卡尼尼更偉大。因為托斯卡尼尼永遠是托斯卡尼尼,而馬勒指揮莫札特的歌劇,就變成莫札特的化身;他演出華格納時,又變成華格納的分身。」大學時代的我,顯然是有眼不識泰山。

  出國之後,在紐約十年(一九六八—一九七八)期間,雖然當時透過華爾特(Bruno Walter)與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紐約的努力,以及蕭提在芝加哥的不斷演出,馬勒的時代已在美國來臨,但我個人的馬勒時代仍未降臨。我在紐約十年聽了四、五百場音樂會,但有馬勒作品的音樂會,可能不會超過三場。印象較深刻的一場是海汀克指揮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演出馬勒第九。那天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我與台大醫科學長張南雄一同去欣賞,我在日記寫道:「馬勒第九的結尾與一般的交響曲相反,在平靜的尾聲中結束。」

  我在紐約的時候還不是馬勒迷,西貝流士和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交響曲聽的還比較多;最大的缺憾是沒有聽過伯恩斯坦、蕭提(Georg Solti)和庫貝利克(Rafael Kubelik)這三位馬勒大師指揮的馬勒。

小澤征爾使我變成馬勒迷

  一九七八年搬到南加州之後,我已經年近不惑。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三日,聽慕提(Riccardo Muti)指揮費城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一號《巨人》交響曲之後,我在日記寫道:「慕提的指揮充滿活力與流動感,馬勒音樂的高潮如排山倒海而來。有名的費城之音並不因奧曼第(Eugene Ormandy, 1899-1985)的離開而失色,慕提注入了簇新的生命力。」接著一九八六年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南加州的Cerrito 演藝中心,演出了馬勒第二號《復活》交響曲,讓我生平第二次有靈魂飛上天的感覺。不久又接連聆賞拉圖(Simon Rattle)和沙洛南(Esa-Pekka Salonen)指揮洛杉磯愛樂演出馬勒第二號,令人印象深刻,我這才逐漸變成馬勒迷,馬勒的時代才終於在我身上降臨了。義大利指揮大師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擔任洛杉磯愛樂的指揮(一九七三—七六)之後,也常演出馬勒的經典作品,馬勒的時代也終於降臨了南加州的洛杉磯。

  一九九七年,維也納愛樂來南加州演出馬勒,我因為買不到票而錯過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排隊時認識了一位長堤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家,她發現我是馬勒迷,立刻送我兩張貴賓券去聽女指揮家芙麗塔(JoAnn Falleta)指揮長堤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七號交響曲。雖然印度指揮祖賓.梅塔說這首曲子是他一生碰到最難演的交響曲,但因演出前芙麗塔做了一場精采且平易近人的樂曲解說,加上演出非常感人,贏得全場起立鼓掌。因此我在一週之內,寫出生平第一篇介紹馬勒的生平與作品的文章,登在《太平洋時報》,約五千字,這是海外華文報紙第一次比較詳細介紹馬勒的文章。從此以後,我很少錯過馬勒音樂在南加州的演出。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返台擔任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那時我最擔心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在台灣東部再也聽不到馬勒的音樂了。在黃勝雄院長大力支持下,我催生的門諾醫院系列音樂會聞名花東。當時慈濟醫學院院長李明亮不但是馬勒迷,也是蕭泰然迷,他可說是門諾音樂會最忠實的聽眾;而我在東華大學與慈濟醫學院教「醫學與人文」時,也教學生欣賞馬勒的美好樂章。

  一九九九年初,與馬勒迷的老友侯平文聯絡上,他是「紐約馬勒協會」的創會會友,也是資深馬勒迷。他告訴我這年九月柏林有精采的馬勒音樂節,我設法買到該音樂節馬勒第八號《千人》的票。那年我為了到歐洲聆賞馬勒,並探訪我心目中的平凡偉人蘭大弼,特別向門諾請假一個月,踏著馬勒的足跡,先到布拉格、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我在馬勒工作十年、並使他發光發熱的維也納歌劇院,發現馬勒的畫像、羅丹的馬勒雕像以及他用過的私人鋼琴。

《千人》引起心靈震撼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終於在柏林愛樂廳聽到了馬勒的第八號《千人》交響曲,由荷蘭指揮大師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指揮柏林愛樂做了一場震撼心靈的演出。柏林愛樂不管是樂團的表現或音樂廳的水準,都是世界一流的,而海汀克對馬勒的詮釋也非常有深度。德國文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一九一○年九月十二日親聆馬勒第八號交響曲的世界首演後告訴太太:「今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偉人。」我聽完這場演出之後,也告訴我太太:「這是我生平聽過感覺上最偉大的一場音樂會。」

  二○○二年,我離開花蓮的行醫事業,應許添財市長之邀,不務正業做了一年台南市文化局長。期間曾邀請台南人的後裔、蜚聲國際的大提琴家楊文信,來台南藝術中心做了一場感人的演出。後來楊文信知道我是馬勒迷,就邀我到慕尼黑,欣賞他擔任大提琴首席的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兩場歷史性音樂會——指揮大師馬捷爾的告別演出,曲目是馬勒的第八、九、十號交響曲。原來美國的馬捷爾要落葉歸根接掌紐約愛樂,便以九場馬勒全套交響曲作為獻給慕尼黑愛樂者的禮物,而最後兩場是他的壓軸演出。

  因此我為了馬勒,特別請假四天,遠赴一九一○年馬勒第八號首演之地慕尼黑,於六月六日再次聽到馬勒自認為一生最偉大傑作的《千人》交響曲。在最後五分鐘高潮樂段,馬捷爾有非常精采的詮釋,讓我對馬勒音樂所傳達的信息有了一場頓悟,也被馬勒音樂中的寬恕精神,把個人的愛化為宇宙的大愛而感動落淚。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馬勒的音樂而落淚,我也同意馬勒的看法,這首樂曲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作品;尤其是現場聆聽,感受特別深刻。

  而對馬勒的全面了解,我必須感謝讓馬勒的時代終於降臨台灣的NSO音樂總監簡文彬。他在出國前讀李哲洋譯的《馬勒傳》播下種子,在維也納求學時,曾憑弔馬勒之墓,在他精神上產生的震撼,猶如馬勒本人一八八三年到拜魯特(Bayreuth)聽華格納的《帕西法爾》(Parsifal)一樣。當時簡文彬默默發誓:「總有一天,希望在台灣做到馬勒全集的演出」。十四年後,簡文彬在二○○四、○五年樂季演出十八場「發現馬勒.發現自己」系列,這個夢想終於實現。

  馬勒系列音樂會讓我更了解馬勒的音樂世界,同時我也決定寫第一部廿一世紀台灣人的觀點的「馬勒傳」,因而催生了本書的問世。我寫過近百篇世界與台灣歷史人物的短篇傳記,在大學時代也翻譯過伍德(Alan Wood)的《羅素傳》,但是這本馬勒傳是我生平第一部撰寫的長篇傳記。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馬勒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的音樂成了我最好的心靈良藥。他的十首交響曲彷彿大河小說的十部創作,如果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把整個俄羅斯的天空都寫進去了,那麼馬勒的十大交響曲,也把世紀末維也納文化的萬花筒景象寫進去了。馬勒也可能是西洋音樂史上,第一位把內心掙扎的潛意識寫進交響曲的人,正如文學史上愛爾蘭的喬伊斯(James Joyce)用意識流寫出《尤里西斯》,或法國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寫出《追憶逝水年華》。

  我在一九六○年代翻譯伍德的《羅素傳》,主要是深受他的寫作動機所感動。當時也請廖運範譯出《佛洛伊德自傳》,竟無意中催生了台灣文化界「新潮文庫的時代」,並帶動了台灣文化界對羅素、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的認識。

  我寫這部馬勒傳的動機也跟伍德寫羅素傳一樣:「假如我寫這本馬勒傳有什麼用意的話,那不過是讓台灣人多了解一點這位在音樂史上,追求藝術完美的先知之一的馬勒之事蹟及其音樂。他們這些人類史上稀有的為美而奉獻的精神導師們,曾經鼓舞他的同類,把他們的理想向更深的美好的藝術王國邁進。」介紹馬勒這位追求「美」的先知來台灣,就是期待當馬勒的時代在台灣降臨時,一個有尊嚴的和平時代及文化奇蹟的時代,也即將降臨。

  正如貝多芬創造十九世紀初維也納文化的黃金時代,馬勒也帶動二十世紀初期維也納的文藝復興,我們也期待世界級的馬勒指揮家呂紹嘉回國接掌NSO後,也一定會從馬勒的音樂出發,帶動廿一世紀台灣音樂文化的黃金時代;並讓社會大眾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上,開啟一個為了文化的目的而存在的時代,也就是成為文化掛帥的國度。到了那時,台灣才有真正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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