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活與師長風采 

 

編按:周德偉,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入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門生。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返國任教湖南大學經濟系兼系主任,及第二屆國民參政員。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先後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任兼任教授。

周德偉之父與黃興為鄰,曾參與革命,以傳統儒生方式教養周德偉,影響其一生:治學嚴謹,濟民為國,並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五○年代紫藤廬老宅即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週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的思想,周譯有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殷海光先生並在其鼓勵之下翻譯《到奴役之路》。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亦常來周宅與前輩學者們交流。

退休後旅居美國,周德偉親筆寫下自傳,可惜未竟全功,僅書至其任教湖南大學而已。然因民國初立,正是其成長之時,並得親身參與時局,亦曾追隨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書中多次提及國民黨黨史之偏頗,故其第一手回憶對民國史有不同見解。《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一書將於五月底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發行,特此摘錄部分篇幅,以饗讀者。

 

余入北京大學後(為民國九年秋季,余年未滿十八),外文則加入德文班,時大學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學改制後,世人以預科比高級中學,實則就師資及學生程度而論,比現在之高中高出遠甚。德文教師為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級德文成績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後加入共產黨,為托派,民國十八年,余猶遇之於上海,厥後不知所終),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國文教授則有單不厂,教國故概要,林損教散文,均當代名家。史學教授為陳漢章,清季中鄉舉,後專攻史學,有名,京師大學堂徵為史學講師,到校後求為學生,蓋京師大學堂畢業即為進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嚴復任校長,乃聘為教授,此亦一笑談也。第二外國語(英文)講師為涂允檀,留美學生(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出任駐外公使),從ABC教起。經濟概要教員為余文燦,教育不佳,學生全賴自修,法律教員為林彬(後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所授皆現行法不講學理,余不感興趣,統計教員為陳啟修,學力亦不稱職,彼在各專校兼課,每週課務達卅六小時之多,故在各校輪流請假,是敗壞學風之第一人也。一年級結業,余領全班。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陳獨秀主持,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李大釗在北大開唯物史觀課程,戴季陶、沈玄廬主辦《星期評論》,以中山之幹部身分,竟為唯物史觀及共產主義張目,此外尚有《嚮導》月刊,亦為共產黨人所主辦,持論較《新青年》更顯白而激烈,胡漢民亦在《建設雜誌》上推崇唯物史觀,汪精衛反沉默,似只在《建設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論歐戰後之國際問題。斯時並無左傾踪相,戴胡等本亦讀中國書,舊思想既被推翻,心無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異者胡適之,本以實驗主義為號,斯時亦向藍公武讓步,承認唯物史觀之正確性。此時余因學潮居上海,盡讀各派言論,思想極混沌,只靜觀演變。

民國十年秋,余已升入預科二年級,鄧康、羅章龍等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覘形勢亦未嘗不可。一日鄧康(中夏)來訪,請余每週赴長辛店教課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費由學會擔任,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識,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鄧曰:「你不相信唯物辯證法乎?」余曰:「辯證法之名稱甚古,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從心性入手,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問題尚多(此引顧孟餘先生課堂上之言論),一時無可奉告。」鄧曰:「既如此,你不夠格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余曰:「既稱學會,應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輩為此固執,我願退會。」時余已讀《浮士德》,又對鄧康曰:「歌德曾曰:『物質乃一堆腐朽』,我不願受腐朽東西指揮,我只知隻手可以挽狂瀾。」鄧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會員,請你退會。」余曰:「我已言明退會,何待你請。」事後李梅羹、胡家鳳、鍾繼璜告余曰:李大釗曾責鄧康「操之過急,致使本會喪失一英俊青年」,事後余亦未追問。

陳獨秀既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乃招北大教授胡適之、顧孟餘二先生入粵,胡應招而顧則拒之。胡赴粵先訪陳炯明,會談情形不明,後訪中山。中山正擬擴大國民黨,邀胡入黨並預許為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孫擁總統空名,一籌莫展,支票不靈,胡拒之。胡返北大後,一日,余見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謂「見了宣統,宣統稱我為先生,我稱宣統為皇上」等語,余思「既赴粵見中山及陳炯明,回來又見宣統,到底是什麼作法?」於時,胡之《紅樓夢考證》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學說相標榜,杜威主張研究法的問題,又謂「學校即是社會,社會即是學校」,乃美國之激進首領,胡先生何以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何況我素不喜《紅樓夢》,此書只寫出一班女孩子爭風吃醋,無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復視為哲人矣!後方知胡先生數數見宣統,成為好友!(見溥儀自傳)孫先生被陳炯明所逐,邵力子時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力詆陳炯明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發表一文,大意謂,「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不能稱為叛逆,民國時代,還有什麼叛逆。」等語,余思「陳炯明自清季即奉孫先生為領袖,現在之實力,亦孫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為此毒辣,即對朋友亦太不顧道義,否則社會內人與人相偶,尚有協調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論旨,則中西倫理學及社會學各科可廢,人類均將退化為原始人!」民國時代既無叛逆可言,又安可稱溥儀為皇上,如是益不滿於胡,胡先生此類文章,現已不見於胡適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刪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跡。(以上內容摘自《落筆驚風雨》,劉佳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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