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活與師長風采
編按：周德偉，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入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門生。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返國任教湖南大學經濟系兼系主任，及第二屆國民參政員。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先後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任兼任教授。
周德偉之父與黃興為鄰，曾參與革命，以傳統儒生方式教養周德偉，影響其一生：治學嚴謹，濟民為國，並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五○年代紫藤廬老宅即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週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的思想，周譯有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殷海光先生並在其鼓勵之下翻譯《到奴役之路》。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亦常來周宅與前輩學者們交流。
退休後旅居美國，周德偉親筆寫下自傳，可惜未竟全功，僅書至其任教湖南大學而已。然因民國初立，正是其成長之時，並得親身參與時局，亦曾追隨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書中多次提及國民黨黨史之偏頗，故其第一手回憶對民國史有不同見解。《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一書將於五月底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發行，特此摘錄部分篇幅，以饗讀者。
余入北京大學後（為民國九年秋季，余年未滿十八），外文則加入德文班，時大學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學改制後，世人以預科比高級中學，實則就師資及學生程度而論，比現在之高中高出遠甚。德文教師為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級德文成績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後加入共產黨，為托派，民國十八年，余猶遇之於上海，厥後不知所終），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國文教授則有單不厂，教國故概要，林損教散文，均當代名家。史學教授為陳漢章，清季中鄉舉，後專攻史學，有名，京師大學堂徵為史學講師，到校後求為學生，蓋京師大學堂畢業即為進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嚴復任校長，乃聘為教授，此亦一笑談也。第二外國語（英文）講師為涂允檀，留美學生（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出任駐外公使），從ABC教起。經濟概要教員為余文燦，教育不佳，學生全賴自修，法律教員為林彬（後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所授皆現行法不講學理，余不感興趣，統計教員為陳啟修，學力亦不稱職，彼在各專校兼課，每週課務達卅六小時之多，故在各校輪流請假，是敗壞學風之第一人也。一年級結業，余領全班。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陳獨秀主持，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李大釗在北大開唯物史觀課程，戴季陶、沈玄廬主辦《星期評論》，以中山之幹部身分，竟為唯物史觀及共產主義張目，此外尚有《嚮導》月刊，亦為共產黨人所主辦，持論較《新青年》更顯白而激烈，胡漢民亦在《建設雜誌》上推崇唯物史觀，汪精衛反沉默，似只在《建設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論歐戰後之國際問題。斯時並無左傾踪相，戴胡等本亦讀中國書，舊思想既被推翻，心無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異者胡適之，本以實驗主義為號，斯時亦向藍公武讓步，承認唯物史觀之正確性。此時余因學潮居上海，盡讀各派言論，思想極混沌，只靜觀演變。
民國十年秋，余已升入預科二年級，鄧康、羅章龍等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覘形勢亦未嘗不可。一日鄧康（中夏）來訪，請余每週赴長辛店教課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費由學會擔任，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識，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鄧曰：「你不相信唯物辯證法乎？」余曰：「辯證法之名稱甚古，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從心性入手，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問題尚多（此引顧孟餘先生課堂上之言論），一時無可奉告。」鄧曰：「既如此，你不夠格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余曰：「既稱學會，應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輩為此固執，我願退會。」時余已讀《浮士德》，又對鄧康曰：「歌德曾曰：『物質乃一堆腐朽』，我不願受腐朽東西指揮，我只知隻手可以挽狂瀾。」鄧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會員，請你退會。」余曰：「我已言明退會，何待你請。」事後李梅羹、胡家鳳、鍾繼璜告余曰：李大釗曾責鄧康「操之過急，致使本會喪失一英俊青年」，事後余亦未追問。
陳獨秀既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乃招北大教授胡適之、顧孟餘二先生入粵，胡應招而顧則拒之。胡赴粵先訪陳炯明，會談情形不明，後訪中山。中山正擬擴大國民黨，邀胡入黨並預許為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孫擁總統空名，一籌莫展，支票不靈，胡拒之。胡返北大後，一日，余見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謂「見了宣統，宣統稱我為先生，我稱宣統為皇上」等語，余思「既赴粵見中山及陳炯明，回來又見宣統，到底是什麼作法？」於時，胡之《紅樓夢考證》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學說相標榜，杜威主張研究法的問題，又謂「學校即是社會，社會即是學校」，乃美國之激進首領，胡先生何以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何況我素不喜《紅樓夢》，此書只寫出一班女孩子爭風吃醋，無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復視為哲人矣！後方知胡先生數數見宣統，成為好友！（見溥儀自傳）孫先生被陳炯明所逐，邵力子時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力詆陳炯明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發表一文，大意謂，「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不能稱為叛逆，民國時代，還有什麼叛逆。」等語，余思「陳炯明自清季即奉孫先生為領袖，現在之實力，亦孫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為此毒辣，即對朋友亦太不顧道義，否則社會內人與人相偶，尚有協調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論旨，則中西倫理學及社會學各科可廢，人類均將退化為原始人！」民國時代既無叛逆可言，又安可稱溥儀為皇上，如是益不滿於胡，胡先生此類文章，現已不見於胡適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刪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跡。（以上內容摘自《落筆驚風雨》，劉佳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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