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本意」的魔咒

 文/楊照(作家)

 

不論是「程朱」說的「格物致知」,或是「陸王」說的「明心見性」,他們的真理權威來源都是孔子、孟子,都是所謂的「孔孟本意」,孔子、孟子原始的思想、教導本意。兩派僵持,一派說「格物致知」是「孔孟本意」,另一派說「明心見性」才是「孔孟本意」,而且彼此都指控對方違背了「孔孟本意」,從明朝中葉,「陽明學」坐大之後,自然就引發了一個學問上的衝動,一個治學知識上的潮流,那就是回歸原典原籍去顯現「孔孟本意」。

「孔孟本意」在哪裡?寫在書上。不只是《論語》、《孟子》,還有孔孟繼承的周朝王官學經籍,詩、書、禮、易、春秋。於是在這時開始認真、仔細對於「四書五經」的考究。《論語》的字字句句都要弄清楚,尤其是牽涉兩派差異的文句,例如「我欲仁,斯仁矣」,就那麼六個字,但關係到是不是意味著人可以不靠學問累積立即到達「仁」的境地,是「陽明學」的重要依據,所以有很多討論。「我欲仁,斯仁矣」這六個字,如果不是「明心見性」,那又別有什麼其他解釋嗎?如果你是「程朱派」的人,怎麼做?你必定要主張:「我欲仁,斯仁矣」,不能用表面的字義來理解,這些字在孔子的時代,又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用法。辯論的需要,就會刺激士人去將經書中出現過的「欲」通通彙整出來,以便反駁:古人講的「欲」,本身就有層次,就有工夫的意涵,不是單純「想要」的意思。

這種態度在明朝中葉之後開始湧動,愈來愈多人回到經籍「本意」上做各式各樣的研究。此路一開就發現,有待研究的題材還真多!中國的儒學傳統,自漢朝以降,就是建立在「傳注傳統」上的。也就是說,傳統的知識學問,並非以創造出新內容、新成分為目標。很長的歷史中,中國知識人表達知識的方式,是對於已經存在的經典進行解釋、補充。漢朝時就定了基本前提──所有值得說的,最美好的、最重要的東西,都已經在之前的「黃金時代」被諸聖賢說過了。後來的人只能進行提醒(聖賢說的,我們或許忘了)以及說明(聖賢講得太精到,或許現在的人不能完全領略)。

「傳注」就是解經、注經、傳經,就是歷來對於經書累積的豐富說明。明朝中葉開始,我們看到一個知識學問上倒溯的歷程。許多人回頭整理「傳注」,進行新的分類,也就是建立自己認為適當的系譜。到明朝滅亡前,中國士人知識界已普遍接受了一條原則:要理解經籍文字的「本意」、「正義」,要從傳注中一路回溯、一路重建。回溯、重建過程中,愈古老就愈接近孔孟時代的意見,價值也愈高。

討論「我欲仁,斯仁矣」,當然要看傳注內容,朱熹、孔穎達、鄭玄,各有各的解釋,另外《論語》中有記載子張相關的一段看法,那我們接受誰的,相信誰的?以前,這些不同時代的意見,會被平舖並列來討論,可是現在有了新的原則,基本上愈古老的,權威就愈高。子張是孔子弟子,親炙孔子,所以他的話當然最可信。「去古為遠」於是成了口頭、文章裡經常出現的說法,時間性慢慢取代了論理的精妙、精到,成為決定真理最重要的標準。不是說誰講得特別好,而是誰講得特別早,或講得特別接近早先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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