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到李宗仁──唐德剛從事口述歷史研究探微 

文/夏沛然(聯合國翻譯退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本文內容整理自:「文學‧唐德剛‧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0/11/0220:00-21:00,誠品台大店 3F藝文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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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參加口述學會,因為覺得像唐先生寫口述史那麼活潑、那麼有趣,是我們以前看歷史從來沒有想到過的,而且沒有想到過歷史可以這樣寫法。你有時候看他的書會忍不住笑出來,覺得他的筆調是那麼幽默、活潑,而且筆端充滿了感情。這是我們當初想參加口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要講到口述史學會成立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1950年代,唐先生那時候在哥大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他作學生,在東亞圖書館打工。那時候胡適從南京到美國,住在紐約,因為他也沒錢、也沒事情可做,就經常到東亞圖書館去看書看報,恰巧唐先生又是胡適的安徽同鄉,他們倆就認識了,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那個時候唐先生就想到,是不是可以把胡適的《四十自述》繼續下去,變成胡適的口述自傳。他們有了這個念頭之後,就想到到哪兒去找經費。胡適那時沒有收入,生活很辛苦,他們想也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讓胡適有一筆收入。

當時做中國近代口述歷史的最早是一個叫做Robert Burton的人起的頭,他是美聯社記者、中共建政之後他就到香港,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做事,後來回到紐約就參加東亞研究所。他在香港的時候,訪問到中共前黨主席張國燾。Robert Burton認識唐先生,就建議他,你們兩位有這樣的背景,應該去向基金會去申請一筆基金,所以唐先生跟胡適就寫了一封申請信給福特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回話說「對不起,我們這個基金只資助學校或研究機構,不能資助個人」。唐先生那時在哥倫比亞東亞研究所也幫忙做一些工作,所以就向東亞研究所的口述史學部提出這樣的計畫,很快就被學部接受了。

在東亞研究所口述史也不完全是唐先生促成的。哥倫比亞大學本身就有一個很大的口述歷史計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東歐的皇室貴族流亡到紐約,哥大很有名的歷史教授芮文斯就想到要做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這個詞是他發明的。

哥大從1948年就開始有口述歷史計畫,哥大的東亞研究所就想要仿效芮文斯的計畫,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為1949年以後,大批國民政府的高官和重要人物,像陳立夫、吳國楨、胡適、顧維鈞、李宗仁都到了紐約,東亞研究所就想利用這個機會做他們的口述史。唐先生和胡適的口述歷史就變成東亞研究所口述歷史的一部分。

東亞研究所口述史計畫,不只是在紐約作、也在香港做,參加的人差不多有十位左右,最後寫成書的有十六本。可是這裡面用功最勤、工作效果最好的,就是唐先生一個人

唐先生替胡適作的口述歷史自傳在1957年就完成了,可是東亞口述史學部說,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公佈。而唐先生跟胡適合作的這個計畫因為是在美國的研究機構做的,必須用英文寫,完成的英文稿放在東亞研究所。

一直到1972年東亞研究所的口述史計畫部分開放,台灣的《傳記文學》就買到微縮膠卷,找人做翻譯,因為是英文稿子,就交給唐先生。唐先生一看「這不是我以前做的嗎?」唐先生當時固然是用英文寫,可是寫的時候也有一些中文的稿子,他就等於把英文稿子還原成中文,唐先生是一個非常有文采的人,他下筆不能自休,跟他講話一樣非常引人入勝,一開口就講個不停。

所以他在翻譯胡適的口述自傳時,想替它寫個短短的序,結果這個序一寫就寫了十萬字,就變成了《胡適雜憶》。我是連看兩次,每次看都放不下來,實在太好看了。這裡面表現出他對歷史的見識、歷史的功力以及歷史考據的本領,把胡適寫得活靈活現、有血有肉。這是要了解胡適非看不可的一本書。

唐先生這本書《胡適雜憶》先於1979年在傳記文學出版,接著才出版了《胡適口述自傳》,這兩本書出版了之後,大家才知道原來唐德剛的文章這麼好看,才引起大家注意。接著到1980年出版了《李宗仁的回憶錄》,《李宗仁回憶錄》是唐先生在做完了胡適的口述自傳之後接著做的。他先獲得李宗仁的同意,然後向哥大推薦開始口述史的工作。從1958年一路做到1965年,做了差不多七年的時間。這本書作完之後,李宗仁就突然不告而別,從紐約回大陸去了。他回去之後,這份英文稿存在哥大,到1977年才出版。可是它的中文稿,唐先生自己說這中文稿是英文稿的草稿,當初是根據這份中文稿翻譯成英文的,然後它交給哥大的口述史學部。後來李宗仁的兒子把這部草稿帶回大陸在廣西出版。在廣西出版之後,後來才交給遠流出版這本《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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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沛然伉儷於誠品台大店「唐德剛文物展」合照,

左:夏沛然,右:王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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