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唐博與史景遷筆下的康熙

文/吳家恆


中國大陸年輕歷史學者唐博以第一人稱的筆法、回憶錄的形式,寫了《清朝權臣回憶錄》、《清朝疆臣回憶錄》和《清朝皇帝回憶錄》,雖然不是首創先例,但也頗讓讀者一新耳目。

清朝十一帝(最後的宣統只以小傳處理)有如接受口述歷史訪談一般,輪番上陣,一一述說自己的生平,的確相當新鮮,也能傳達一位清史學者對清朝的感受:

在中國所有的王朝中,清代對我們今天的生活影響最大、最深遠。而由於制度的原因,清代的皇帝群體始終處於強勢地位。他們接受國家最優質的皇家教育,他們是中國最勤政的皇帝群體。

        唐博書寫這群「國家領導人」,像是康熙,「決不會想過,幾百年後,會有人以他的口吻,替他回憶曾經發生在那段崢嶸歲月的故事,並且將他的內心世界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展現給後人。而這段回憶,不僅侷限於1662-1722年,而且延展至整個清朝,從努爾哈赤到光緒。」

        唐博這話說得很豪邁,但嚴格來說,只成立了一半,因為在唐博之前,史景遷早在1974年就出版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簡體版《中國皇帝  康熙自畫像》在2001年出版,繁體版《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則在2005年出版。

        史景遷在序言中表示:

        在風格、架構方面實驗良久之後,我決定透過康熙之口、以自傳體的形式來剪裁各項素材。……在本書中,我盡可能忠於史料記載的康熙語言,僅摘選能真實呈現康熙觀點的用語、詞彙、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

         若是把史景遷和唐博筆下的康熙相比,甚至把簡體、繁體呈現的史景遷書寫的康熙相比,會是一件饒負趣味、且能讓人大開眼界的事。

         只要比較一下簡、繁版《康熙》的開頭,就可看出其間的差異有多大。翻開簡版《康熙》的正文,會看到這段文字:

         在遙遠的北部荒疆,生活著一群野鵝,這群小有名氣的的野鵝,在嚴冬來臨中國之前,飛離北疆而抵達中國。邊境上的衛士常以它們作為嚴寒即將來臨的標誌。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們蓄養在暢春苑的水邊,它們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這段文字相當平淡,也說不上什麼文采。我們來看看繁體版的《康熙》:

         塞外極遠處,有白雁罕為人知,霜未降即飛入關內,邊關守將視之為霜降徵兆。朕將之豢養於暢春園水塘側,任其飲喙自如。

         不僅文體肥瘦有別,文氣精粗也有高下之分。「朕將之豢養於暢春園水塘側,任其飲喙自如」是何等帝王氣象,「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們蓄養在暢春苑的水邊,它們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則是味同嚼蠟。

若就文義來看,也有明顯的差異。英文的little known,就是繁體版的「罕為人知」,簡體卻譯為「小有名氣」,顯然有誤。再者,原文也沒有「中國」字樣,簡體版卻出現「在嚴冬來臨中國之前,飛離北疆而抵達中國」的字句。

        這是狠有趣的一點,歷史事實的處理是一回事,但是如何反映歷史人物心智架構,那是另一件事。前者關乎「說什麼?」後者牽涉到「怎麼說?」在康熙在位的十七世紀,歐洲的民族國家還在成形之中,現代意義的「英國」、「法國」還在虛無飄渺間,更不用說用康熙第一人稱口吻的敘述,會輕易出現「中國」。康熙可能腦子裡想到的是愛新覺羅、是八旗、是朝廷、是大清國,「中國」在裡頭,恐怕沒多少地位。

        但如今,中國是個巨大的現代符號,盤旋在全中國十幾億人頭上。尤其是八○年代後期,改革開放開始衝擊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一方面,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意思是中國社會要真正走到社會主義,先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為社會發展是「姓社,還是姓資?」找個台階下,「要姓社,先得姓資。」二方面,中共加強民族教育,用中國這個鐵箍來取代共產主義教條的約束力。這是為什麼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世代,民族意識比上一代還要強烈。

影響所及,許多歷史書寫也得為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統治而服務。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朝皇帝回憶錄》,仍不出這個範疇。於是乎,唐博在敘述不管是康熙諸帝還是封疆大吏時,出現了許多現代的詞彙和概念。

這點和史景遷處理康熙很不相同。基本上,史景遷做的是史料的翻譯和剪裁。有人因此貶抑史景遷,說這本書只用了剪刀糨糊的功夫。但是,換個角度,也可以說史景遷沒有put words into K’ang-hsi’s mouth,沒把康熙沒說過的話塞到康熙嘴裡。而且,透過史景遷「蒙太奇式」的剪裁拼貼,有時反而能讓讀者突破文獻的僵固限制,窺見一個更鮮活的康熙。

兩書並列來看,史景遷和唐博使用了類似的敘事策略,也希望提供一個更鮮活的康熙形象,但各有不同的取徑,也呈現了不同的效果。

史景遷的康熙忠實史料,但有趣的是,在中文本和英文產生不同的效果。史景遷面對英文讀者,輕易可以把中文文言文翻為現代英文,然而一旦翻成中文,就得還原文獻,考慮文體的一致性,就勢必採取文白夾雜的文體,因而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唐博的語言當然比較淺白而活潑,但有時有點活潑過了頭。像是在描述順治見到董鄂氏,「我這次和她的相見,無異於火星撞地球。」這時候是1653年,歐洲還在為「日心說」和「地動說」翻騰不已。伽利略就是因為主張「日心說」,在1615年受到教廷警告,晚年更受軟禁,到了1741年才獲平反。

如果順治連談情說愛都能隨口用上這麼先進的天文學觀念,只能說順治的科學知識程度太好,清初這批入關的部族,文化水準不容小覷。

《清朝皇帝回憶錄》等三本書作為通俗歷史讀物,似乎沒必要如此雞蛋裡挑骨頭。作為台灣的讀者,讀的時候稍微留心意識型態的問題,也能欣賞到語言的活潑,應該會更瞭解這批清朝帝王將相的生平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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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紫
  • 說得真好,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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