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多重矛盾
文／張鐵志
中國崛起顯然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現象。2008年之後，中國的身影在世界上更為巨大：他們在華麗的開幕式中舉辦了奧運，並且當全球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時，中國仍然屹立不搖，甚至和美國共同被稱為G2。
因此這兩年國際上熱烈討論所謂「中國模式」。許多西方人過去以為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世界的整合，中國終會證明「歷史終結論」，會走向西方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逐漸許多人發現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期待，不少人更進一步合理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其擔任啦啦隊，如最近在台灣出版的兩本新書《中國大趨勢》和《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國內當然更具民族自信心，充滿香港作家陳冠中比喻的「盛世」感。這兩年正逢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所以在回顧與展望時，許多學者開始進一步建立所謂「中國模式」的理論，強調其優越之處。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特別的道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1年，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模式」一詞，因為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垮了，中國卻在八九天安門之後繼續執政。2004年，美國人雷默(Joshua Cooper)提出中國道路是不同於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可以稱之為「北京共識」。
所謂的中國模式大體上來說是威權體制加上市場改革。過去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模式也依此策略創造了二次大戰後鮮明的經濟成績。但中國道路並不同於東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就認為，中國模式更接近拉美發展模式，而非東亞，因為前者是在成長過程帶來巨大不平等，後者是相對比較平等。
經濟策略之外，中國模式的辯護者主要的核心關懷是政治。「中國大趨勢」作者奈斯比為中國發明了「垂直式民主」理論，說中國模式結合由上而下的政府指導和由下而上的公民，而不同於西方的「水平式民主」。主編兩本中國模式專書的北大學者潘維則認為中國政治模式的主要支柱是民本主義，是無私先進的執政黨，並認為這種模式更能照顧人民利益。捍衛者們也強調當前的「國進民退」趨勢，以及低工資、低福利是正確的。潘維說：「我國實行低稅率和較少的勞工保障乃屬必然，符合我國人民勤勞自強，不依賴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習慣。」
但是，當年輕的工人們縱身跳下富士康的高樓時，他們顯然是對這句話表達最悲悽的抗議。且就在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震撼全球時，廣東佛山本田汽車的工人正在進行罷工，而河南平綿紡織集團的工人已經從五月下旬持續罷工到六月初。這還只是2010年至今超過十起罷工抗爭的部份。
此外，五月二十五日，長沙市一名五十六歲的退休職工因拆遷問題在居住內自縊身亡。一個月前，峨眉山市四名村民自焚身亡。這只是中國今年因為拆遷問題自殺身亡的最新案件而已。房屋拆遷、土地徵收導致的政府與民間衝突已經是中國當前主要的激烈矛盾。
這些抗爭與鎮壓、矛盾與衝突，說明了中國模式的虛幻。
中國模式固然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卻也累積了多重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的貧富不均、權貴資本主義支配正常市場運作、對弱勢者的壓迫等等。因此，農民因為抗稅、土地被徵收，工人因為被下崗、工資拖欠，市民因為房屋拆遷或者環境污染等等所造成的群體性事件，每年有將近十萬件。中國正在燃燒。
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打壓這些維權運動，騷擾或壓制民間組織，對批評政府政策者控告誹謗或甚至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起訴。地方政府則以「維穩」（維護穩定）之名鎮壓憲法保障的民眾上訪權。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將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接近國防開支。
研究群體性事件的知名中國學者于建嶸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制度與法律的穩定，而是用國家暴力和社會控制維持的穩定。但這種穩定不可能持久，可能會使得中國走向動盪。
近來北京清華大學學者也發表一份名為「維穩新思維」的報告，強調中國陷入一個「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所以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報告最後建議建立幾種機制來解決矛盾：資訊獲取、利益凝聚、意見表達、利益協商、群眾施加壓力等機制。然而，這不都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基本要素？
中國當然不需要跟隨西方的道路，雖然，所謂的西方式民主和資本主意其實有各種制度組合，並有不同的社會後果。但是拒絕民主、社會正義、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說詞，事實上只是為了幫助統治者鞏固政治權力。如果中共和中國模式的啦啦隊們繼續無視於中國的各種矛盾，只願活在自滿的虛幻樂園中，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將逐漸崩塌。
中國崛起顯然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現象。2008年之後，中國的身影在世界上更為巨大：他們在華麗的開幕式中舉辦了奧運，並且當全球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時，中國仍然屹立不搖，甚至和美國共同被稱為G2。
因此這兩年國際上熱烈討論所謂「中國模式」。許多西方人過去以為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世界的整合，中國終會證明「歷史終結論」，會走向西方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但逐漸許多人發現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期待，不少人更進一步合理化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其擔任啦啦隊，如最近在台灣出版的兩本新書《中國大趨勢》和《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國內當然更具民族自信心，充滿香港作家陳冠中比喻的「盛世」感。這兩年正逢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所以在回顧與展望時，許多學者開始進一步建立所謂「中國模式」的理論，強調其優越之處。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確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特別的道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1年，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出現了「中國模式」一詞，因為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垮了，中國卻在八九天安門之後繼續執政。2004年，美國人雷默(Joshua Cooper)提出中國道路是不同於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可以稱之為「北京共識」。
所謂的中國模式大體上來說是威權體制加上市場改革。過去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模式也依此策略創造了二次大戰後鮮明的經濟成績。但中國道路並不同於東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就認為，中國模式更接近拉美發展模式，而非東亞，因為前者是在成長過程帶來巨大不平等，後者是相對比較平等。
經濟策略之外，中國模式的辯護者主要的核心關懷是政治。「中國大趨勢」作者奈斯比為中國發明了「垂直式民主」理論，說中國模式結合由上而下的政府指導和由下而上的公民，而不同於西方的「水平式民主」。主編兩本中國模式專書的北大學者潘維則認為中國政治模式的主要支柱是民本主義，是無私先進的執政黨，並認為這種模式更能照顧人民利益。捍衛者們也強調當前的「國進民退」趨勢，以及低工資、低福利是正確的。潘維說：「我國實行低稅率和較少的勞工保障乃屬必然，符合我國人民勤勞自強，不依賴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習慣。」
但是，當年輕的工人們縱身跳下富士康的高樓時，他們顯然是對這句話表達最悲悽的抗議。且就在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震撼全球時，廣東佛山本田汽車的工人正在進行罷工，而河南平綿紡織集團的工人已經從五月下旬持續罷工到六月初。這還只是2010年至今超過十起罷工抗爭的部份。
此外，五月二十五日，長沙市一名五十六歲的退休職工因拆遷問題在居住內自縊身亡。一個月前，峨眉山市四名村民自焚身亡。這只是中國今年因為拆遷問題自殺身亡的最新案件而已。房屋拆遷、土地徵收導致的政府與民間衝突已經是中國當前主要的激烈矛盾。
這些抗爭與鎮壓、矛盾與衝突，說明了中國模式的虛幻。
中國模式固然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長，卻也累積了多重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的貧富不均、權貴資本主義支配正常市場運作、對弱勢者的壓迫等等。因此，農民因為抗稅、土地被徵收，工人因為被下崗、工資拖欠，市民因為房屋拆遷或者環境污染等等所造成的群體性事件，每年有將近十萬件。中國正在燃燒。
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打壓這些維權運動，騷擾或壓制民間組織，對批評政府政策者控告誹謗或甚至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起訴。地方政府則以「維穩」（維護穩定）之名鎮壓憲法保障的民眾上訪權。官方資料顯示，公共安全財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將的增幅又將近一成，實際金額高達5140億元人民幣，接近國防開支。
研究群體性事件的知名中國學者于建嶸強調，現在的中國是一種「剛性穩定」，這種穩定不是制度與法律的穩定，而是用國家暴力和社會控制維持的穩定。但這種穩定不可能持久，可能會使得中國走向動盪。
近來北京清華大學學者也發表一份名為「維穩新思維」的報告，強調中國陷入一個「維穩的怪圈」：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反而不斷增加，所以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報告最後建議建立幾種機制來解決矛盾：資訊獲取、利益凝聚、意見表達、利益協商、群眾施加壓力等機制。然而，這不都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基本要素？
中國當然不需要跟隨西方的道路，雖然，所謂的西方式民主和資本主意其實有各種制度組合，並有不同的社會後果。但是拒絕民主、社會正義、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說詞，事實上只是為了幫助統治者鞏固政治權力。如果中共和中國模式的啦啦隊們繼續無視於中國的各種矛盾，只願活在自滿的虛幻樂園中，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將逐漸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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