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流人文歷史部落格

書成泣鬼神，世間能聞否？－－側記《落筆驚風雨》新書發表會 

文／吳家恆(文字工作者)

   《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新書發表會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紫藤廬進行，幾乎就在同時，不遠處的殷海光故居也在舉行《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的新書發表會。兩本書不期然選擇同一天做新書發表，只能說冥冥中有其安排。

        在一個媒體追逐藝人名流的芝麻綠豆小事，反覆炒作，或是不著重政治人物政策理念的檢視，只在言詞表面做文章的台灣社會，殷海光已經久為人所遺忘，周德偉更是聞所未聞的名字，但是，在某個意義上，我們所處今天的台灣社會都有他們的身影。

        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便指出，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是自由主義在台灣比較完整的一段發展，民主、自由、憲政、人權這些概念在台灣出現，並且變成每個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主要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貢獻。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貢獻從哪裡來的呢？可以回溯到周德偉身上。從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在《自由中國》關於自由民主的論述可以看到，他們有一股對國民黨統治非常強烈的不滿，特別是對共產黨威脅的恐懼。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反共，其次的目標是希望國民黨民主化。但是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說是從很素樸、很常識性的角度去談自由民主的概念。

從胡適到李宗仁──唐德剛從事口述歷史研究探微 

文／夏沛然（聯合國翻譯退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本文內容整理自：「文學‧唐德剛‧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0/11/02，20:00-21:00，誠品台大店 3F藝文閣樓

我之所以參加口述學會，因為覺得像唐先生寫口述史那麼活潑、那麼有趣，是我們以前看歷史從來沒有想到過的，而且沒有想到過歷史可以這樣寫法。你有時候看他的書會忍不住笑出來，覺得他的筆調是那麼幽默、活潑，而且筆端充滿了感情。這是我們當初想參加口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要講到口述史學會成立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1950年代，唐先生那時候在哥大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他作學生，在東亞圖書館打工。那時候胡適從南京到美國，住在紐約，因為他也沒錢、也沒事情可做，就經常到東亞圖書館去看書看報，恰巧唐先生又是胡適的安徽同鄉，他們倆就認識了，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閱盡炎涼，歷遍滄桑，最懂人情是德剛──回憶唐德剛先生*

文／王 渝（詩人，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員）

本文內容整理自：「文學‧唐德剛‧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2010/11/02，20:00-21:00，誠品台大店 3F藝文閣樓

　　大家都知道，唐德剛先生是有名的史學家，但我跟唐先生的接觸多半是他文學的一面。文史不分家，曹聚仁先生也說過「文學和歷史在中國是孿生姊妹」。而唐先生對文學的興趣一直是很廣的，在文學創作上也很多樣：散文、小說、新詩、舊詩，還寫文學評論。

唐先生的散文最為一般人所稱道。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先生就說，唐先生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稱讚唐先生的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詼諧、氣勢磅礡、妙趣橫生。夏志清先生還說，他的《胡適雜憶》所以比《李宗仁回憶錄》好，是因為不受口述的約束，能發揮寫作才華。

周策縱先生則說《胡適雜憶》把胡適寫的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缺點、也有讓人不喜歡的地方，一個非常真實的人物。但是你讀了《胡適雜憶》，在胡適的身上可以找到唐德剛。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妙了，因為《胡適雜憶》裡的胡適，是唐德剛筆下的胡適，所以當然胡適身上可以找到唐德剛先生。

另外唐先生寫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筆觸很少，但是栩栩如生，寫的非常生動。江冬秀女士的英文並不是很好。有一天她在家裡，到廚房裡準備去做菜的時候，發現屋子裡有一個高個黑人。那個黑人大概是從窗子爬進來的。一般的女性碰到這個情形恐怕是大叫一聲或是趕快跑。她都沒有，她非常鎮定，快走到門口說go，用她會的一句英文講。go，那個黑人就go了，開了門走出去。唐先生這段各位可以在《胡適雜憶》裡看到，文白夾雜，還夾了英文，寫得很生動。

穿過黑暗的玻璃──詹宏志二看《天才雷普利》

講者／詹宏志

本文內容整理自：「擾人的閱讀經驗──追緝天才雷普利」，2010/08/04，14:00-16:00，敏隆講堂

整理／梁仕旻，標題由編輯所加

　　《火車怪客》跟《闖禍者》只是海史密斯初次啼聲的作品，她還沒真正一頭鑽進犯罪者的狀態。但是等到《天才雷普利》出來之後，就不一樣了。

　　這部作品驚世駭俗，嚇到了當時的評論者。今天的讀者看很多了，也比較鐵石心腸，可是50年代的美國還是相當純樸的社會。所以《天才雷普利》的結局，對當時的讀書界是一大考驗。

　　有趣的是，第一個接受《天才雷普利》的是法國。美國那些罪犯為中心的小說，在法國的名氣都比在美國高、接受也早。法國人是最早接受海史密斯的雷普利系列小說，而在英語世界裡頭最早接受雷普利的都是一流的小說家，而且都不是寫推理小說的小說家。

　　《天才雷普利》從一開始就有點吸引人了，因為雷普利感覺有人在盯著他看，他懷疑這人是在跟蹤他，所以他一直在換地方，一會兒進到這家店，一會兒又忽然走進一家咖啡店。結果這人又跟來了，坐在那邊看他。雷普利也一直在擔心是不是有什麼事已經被知道了。

　　也就是說，從開頭的短短的一百個字裡頭，我們知道，雷普利被追蹤，他對追蹤感到害怕，因為他覺得有什麼事要東窗事發，所以他一定做了什麼事。最後，跟蹤他的人走了過來，問他是不是湯姆‧雷普利。那人又繼續問他是不是狄奇的朋友，並表明自己是狄奇的父親。這本小說是這樣開始的，這個場景其實是亨利‧詹姆斯《奉使記》的開場。

從火車怪客到雷普利

講者／詹宏志

本文內容整理自：「擾人的閱讀經驗──追緝天才雷普利」，2010/08/04，14:00-16:00，敏隆講堂

整理／梁仕旻，標題由編輯所加

海史密斯寫的第一本小說是1950年出版的《火車怪客》。

從1942年到1946年，海史密斯替漫畫做編劇。後來她受到小說家卡波提的鼓勵或刺激，決心寫小說。完成之後，出版的過程還算順利，反應也還可以，並不是一炮而紅。後來有電影公司來接洽，提了四千美金要買電影版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以六千美金成交，永久買斷版權。

後來海史密斯對這點有很多抱怨，她常在寫信給朋友的時候提到這件事，抱怨這位導演非常小氣。我們知道買下版權的是希區考克，他並沒有露面，因為露面就不是這個價錢。後來這部電影的故事一拍再拍，版權一再授權，賺的都是希區考克，而不是海史密斯。

不過，這個抱怨有一點點得了便宜又賣乖。因為，一個剛出道的作家寫的沒有很紅的第一本書被大導演看上，真的是非常幸運。而且小說是在電影上演之後才紅起來，紅到海史密斯後來的任何書都變成搶手貨，而且紅到她會有一個重大的轉折，使得第一本書《火車怪客》跟第二本書《闖禍者》之間相隔頗久。

講者／古曉梅

本文內容整理自：「閱讀蕭邦」系列講座，2010/07/12，20:00-21:00，台大誠品三樓藝文閣樓

整理／梁仕旻

（開場：吳家恆）

二○一○年是蕭邦出生兩百週年，世界各地都舉辦紀念蕭邦的相關活動，在台灣更是熱絡，不但有焦元溥為台中古典台籌畫的「20×10蕭邦國際音樂節」，其他演奏蕭邦作品的音樂會更是不計其數。在出版方面，焦元溥寫了一本洋洋灑灑的《聽見蕭邦》（聯經出版），側重在音樂的解析，適合與側重生平歷史的傳記《為了藝術為了愛》（博雅書屋）一起讀，此外還有高談文化的《蕭邦在巴黎》，加上遠流新出版的《鋼琴課》，稱蕭邦為二○一○年的風雲音樂大師，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七月份，在全省誠品，遠流出版邀得博雅書屋、聯經出版、高談文化舉辦了八場【閱讀蕭邦】系列講座。在台大誠品的場次，邀請到莫斯科音樂院畢業、目前任教於政大斯拉夫語系的古曉梅小姐，為我們主講「指尖的文學鄉愁──蕭邦在波蘭」。

我們常說音樂是一種語言，藉由聲音，可以傳達我們的感覺與意涵。如果我們回頭看十九世紀歐洲音樂的浪漫主義，其背後的許多動能與靈感是來自語言文字的。蕭邦在音樂上的若干貢獻與創舉就是來自浪漫主義文學，這方面是受到他的情人喬治桑（George Sand）的影響。當時的社會男權高漲，女性作家不易容身，所以她給自己一個男性的筆名，George。

蕭邦受到喬治桑在文學上的影響以及時代氛圍的浸染，開始有了一種想法：可不可以把文學的文體做為音樂創作的素材？其結果之一，就是我們在音樂會上常會聽到的敘事曲（Ballade）。敘事曲這個字是源自詩歌，通常是在說一段歷史故事。我們以蕭邦的第一號Ｇ小調敘事曲為例，從曲式上來說，像是一首輪旋曲，有三個段落，採取ＡＢＡＣＡ的安排。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一段敘事，我覺得Ａ就好像是說書人，每當Ａ出現就是他要講一段故事了。那麼真正的劇是Ｂ，這樣一個曲子結構就像在看一齣戲劇表演，前有序，後有跋。

自轉星球文化 黃俊隆談《我在DK的出版歲月》 

保持初衷比出到暢銷書還難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DK的出版歲月》就是一本跟出版業有關的書而已，裡頭有很多東西有共通性，它可能不見得只有在英國、美國可以用，也不見得是只有在出版業可以用。

書裡面有很多東西，跟我自己當時創立自轉星球到現在的一些心境跟歷程很像。譬如說DK剛創立的時候，滿懷熱忱跟初衷，不要有專業經理人來管理，連會計也不要。這跟自轉星球很像，我們剛開始也有很多原則，譬如說不要有辦公室，也不要聘請員工，可是當我們走到第四年的時候，就開始覺得這樣不行，我是不是應該要多加人？我應該多花一些時間去找書、簽書，不要負責那麼多編務的事情，找個編輯進來分擔比較好……這中間會出現很多陷阱。

這事情讓我深刻體會到，一個企業跟品牌養成的過程中，最難的就是取捨的問題。原本你擅長的利基，到最後有沒有辦法在企業成長過程中堅守？一家有好創意的公司草創之初，總是懷抱著高遠的理想，不受疆界束縛，但沒多久就會面臨成長陣痛來攪局。公司要擴大、要管理、要會計，系統也要變得越來越複雜，才有辦法應付越來越龐雜的公司，結果，常常會走向變得越來越官僚一途……。

其實出版這件事，我覺得最重要的價值就是人，而不是在於你手上握有多少合約。合約都會到期，而人的養成才是出版社最重要的事。沒錯，人也有可能會跑掉，但是應收帳款也有變呆帳的時候，這是同樣的道理。

  時間：20100514，誠品信義店

  主講：溫洽溢（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吳家恆（遠流出版副總編輯）

  整理：黃少璋 

吳家恆：唐德剛去世後，中研院有一場研討會，當時還在世的成露茜院長就提起了一段往事，世新大學接手《傳記文學》後，她做了一些創新及調整，但是一些老讀者甚至歷史學家對這樣的做法不表認同，但是唐德剛當時寫信給她支援改變，由此可以看出唐是個心胸寬大的人。而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們想到的都是胡適、李宗仁、張學良的口述歷史，在這樣的脈絡底下，很多讀者不知道要如何看待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這也是為什麼這場座談會選擇以這本小說為主題的原因，因為戰爭與愛情被忽略了這是一件非常可惜也不公平的事情。在前一陣子章詒和有一本書，在書中提到了唐德剛先生對他的意義，她談到了唐德剛生動的文字，把他當作寫作的典範，所以在章詒和還沒寫《往事並不如煙》之前，他練習的對象就是唐德剛。這裡碰觸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唐德剛是個史學家，但是在他筆下到底是文學比較多還是史學成分比較多？以及這跟口述歷史之間又有什麼關聯呢？ 

溫洽溢：我昨天讀到李歐梵一篇文章討論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關係，歷史給我們的感覺是專業史家蒐集資料做歷史的分析，小說是抒發情感。在西方，歷史是大的敘事，與小說是對立的，但是在中國，以司馬遷的史記來講，你可以從歷史來看，也可以用小說來看，歷史、小說、文學並不像西方那樣對立。在這過程當中，李歐梵感到比較遺憾的是在19世紀後中國有許多苦難的集體記憶，但是卻沒有訴諸小說，他特別提到戰爭文學，在歐洲像《西線無戰事》有很豐富的戰爭小說，中國卻很少同樣類型的作品出現。所以李歐梵主張中國應該寫戰爭文學，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其實就可以視為一部戰爭文學。唐德剛先以史學家的身分撰寫歷史，然後來寫小說，剛好跟史景遷相反，史景遷雖然是歷史學家，但是他很擅長用小說、文學型式來表達歷史時代意義。唐德剛的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時代的細節描述的特別詳細，從中可看出史學家很嚴肅的鋪陳大時代的背景。 

文  辛廣偉（人民出版社總編輯）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94年，之後也有一個機會和大家在國家圖書館交流，當時出版了《台灣出版史》，我要特別說明當初並沒有刻意要出這麼一部書，這是我對台灣的了解、觀察、學習的結果。我是在1990年初開始和台灣出版業接觸，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單位在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那個機構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個直屬機構，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兩岸的出版合版權交流，包括把已經出版的台灣作品想辦法支付給台灣作者，因為那時後原本兩岸不通，互相出版是沒有付費的，後來因為交流了，雙方開始有一些可遵守的規則，所以那時後大陸出版了非常多的三毛、瓊瑤的作品，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進入那個機構。時間過的非常快，已經將近20年了，在座有許多朋友都是我在90年代初在北京就熟悉的。

台北在變北京在變，整個大陸在變，所以我跟大家做個關於出版界變化的簡單報告。當初我在中華版權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和台北出版人打交道，後來94年我又有機會到這裡來，大家知道我們在大陸的出版機構全部是國有，這是和台灣最大的區別，所以我們那裡的名字也比較相同，比如遼寧美術出版社，就是在遼寧省出版美術書的，山東美術就是在山東，江蘇教育就是出版教育書的，是一個非常規範的狀況；但是當我和台灣出版業交流首先名字就非常不同，他叫遠流他叫遠景（有一點點淵源），他叫天下他叫九歌，他叫大地他叫爾雅，對呀，我們出版就是做文化的，可以取這麼美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取一樣的名字呢？但是當時的規定就是不可以。來到這裡之後呢，我就發現出版是可以有這麼多形態。第二個，我們那裡只有國營，我來台的時候也還有國營的台灣書店，但是還有基金會的、有報業的、有機構的，當然更多的是個人的、一個人出版，今天隱地先生也有來，當初年輕的時候做期刊出版，然後更加有理想幫作家朋友出書作一個出版社，我在1994年的時候是很難想像的。

是在什麼狀況下柏楊膽敢碰「醜陋的中國人」這麼大的一個題目？今天台灣言論自由如此開放，很難想像在當時封閉的時代，這麼敏感的問題具有多大的爆炸性。80年代有一齣很紅的「那一夜我們一起說相聲」，當時很轟動，柏楊很喜歡聽相聲，於是託人要了兩張票，是在中部某一所大學的場次。因為在中部，我們當天下午很早就準備出門去聽相聲，出門前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是大學的人員，表示他們無法招待柏楊，要求他不要出席。柏楊又不是去演相聲，他是去聽相聲！我想說既然不歡迎我們，那就不去吧。柏楊說既然好不容易要到票，就要我一個人去。我就說好吧，那我去看，回來在演給你聽。正要出門，電話鈴又響了，對方問說：「你是柏楊太太？你也要來聽相聲？」我說是啊，對方說：「你也不用來了。我就傻住了。」當時這麼一件事說明當時的局面，柏楊是一個思想犯 ，一個大學學府竟然連他只是去聽個表演都不敢接納。可見一個社會的進步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柏楊是個感覺很多、思想很澎湃的人，他觀察到中國長期專制、思想箝制之下，長期累積下來，民族性有很多要不得的地方。一個思想的改變很難，民族如果有缺點，現在改進了多少？該怎麼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