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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由到壟斷》編輯手記

  從自由到壟斷(上)  從自由到壟斷(下)  

文/吳家恆

     凱恩斯在《貨幣論》裡頭有一句話:「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這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就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作者朱嘉明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四君子」,受趙紫陽提拔,先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朱嘉明在一九八四年籌辦「莫干山會議」,意氣風發,今天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一把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都是當年在會議中登場的青年學者。

  六四之後,朱嘉明流亡海外,先後在美國、澳州、東南亞各國進修、工作。二○○○年之後,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目前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

  在這部耗時十年完成的著作,朱嘉明不僅思考當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人民幣如何從沒有「含金量」、同時也不具備一般貨幣功能的通貨,走向市場經濟、進而發生通貨膨漲的過程,他更從歷史的脈絡,去看待貨幣在中國過去兩千年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有了許多新的見解。

  秦始皇滅六國,中國從此走入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但其中當時的統治技術還不足以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因而貨幣經濟這一塊,向來是歷朝歷代鞭長莫及的,也因此,中國的貨幣經濟向來表現出濃厚的自由經濟色彩。而秦朝本身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統一幣制,造成通貨緊縮,「錢貴物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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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自由、多元和非國家的貨幣經濟(先秦─明清)

 

放眼世界,只有中國的傳統貨幣經濟維繫二千餘年,從未中斷,成為中華文明久遠而獨立的重要象徵。中國的貨幣經濟史經歷了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傳統貨幣經濟始於春秋戰國,到一九三三年「廢兩改元」,確立銀本位而結束。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中國傳統經濟就是農耕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是閉關守舊政策下的經濟,且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中國傳統經濟的真實面貌是:穩定的農工商結構、完備的產權制度、成熟的商品市場體系,早熟且從未中斷的貨幣經濟與全方位的國際經濟交流相輔相成。而且,歷朝歷代都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和政策,沒有控制經濟生活的意願,由此造就了中國傳統經濟的生命力、本質、深層結構和內在機制

早熟而綿延的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一般認為,貨幣經濟的自然形成,人口增加、技術進步、各地區商品剩餘增加、交通體系形成息息相關。貨幣因私人部門的需要而出現,透過貨幣降低交易成本。亞當.斯密說過,貨幣可以促進交換和鼓勵專業化經營。透過貨幣的使用,在不確定環境中獲取資訊和進行交易的成本因而降低,減少初始稟賦轉變為消費的交易次數,增加所有交易商的福利。

但如果以為貨幣的產生只是經濟現象,似乎過於片面。「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識就是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製造品而發展起來的,而不是作為私人市場上降低交易成本的機制。」換句話說,「貨幣是作為社會及政府的特殊品而發明的,而不是降低市場上的交易成本。貨幣的發明可能早於正式市場的發展;因此貨幣促進了市場的興起,而不是市場促成貨幣的誕生。」在先民社會,為瞭解決侵害者對受害者補償,為了行賄,需要確定有統一價格的一定單位的物品,導致貨幣體系的形成。世人對「錢是萬惡之源」的說法耳熟能詳,卻忽略了「惡是貨幣之源」的歷史事實。只是上述看法「稍顯模糊和有些社會邏輯化,並且過去也沒有辦法用到數學模型。因此,為了建立私人代理人(沒有政府)之間交易的數學模型,經濟學家只好傾向於忽略歷史事實,並同時採用一種均衡,既所有交易都是基於一種統一的貨幣工具。」

中國的貨幣經濟究竟源於何時,既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定論。中國由於歷史悠久,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之後就有貨幣。可是,中國早期的貨幣制度到底如何,太史公也說「靡得而記」。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創造貨幣的時間比倉頡造字更早。依據夏朝遺址考古出土的天然和仿製的貝殼、冶銅址就可以推論,最遲在西元前十一世紀到西元前十世紀的商周之際就有了金屬鑄幣。 成書於夏、商時代《尚書.洪範》中,就有「八政」的記載,其中之一是「貨」,也就是貨幣。 所以,可以假定中國的貨幣經濟始於夏、商,實為不過分。

中國貨幣經濟成型於西周。《國語.周語》記載:周景公二十一年(前五二四年)的「鑄大錢、廢輕錢」,說明了周景公企圖鑄造大錢以替代小錢的通貨膨脹政策。 在周景公之前,楚莊王(西元前六一三─西元前五九一年)也有過改「小錢」為「大錢」的舉動。西周的貨幣有兩種,天然貝幣和稱量的金屬(青銅)貨幣。貴族間的土地買賣已經以貝幣定價。司馬遷的《史記》談到貨幣,但沒有全面探討貨幣的起源,而是將之與商業、交換相聯繫:「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

春秋戰國是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卻也是中國貨幣經濟得以長足發展的時期。因為地權逐漸鬆動,「田里不鬻」的局面逐漸為土地私有所代替,以地權凝固的公有土地為基礎的農村公社解體,「工商食官」制也被打破,經濟發展,商品經濟進步,貝幣逐漸消失,貴金屬的黃金成為主要貨幣,黃金甚至開始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和一般等價物。同時,青銅鑄幣貨幣日益活躍,齊刀、趙布、秦圜錢流通領域日益擴大。流通於楚國的「郢愛」和「蟻鼻錢」在中國貨幣總體中佔有一席之地。戰國時期,各國錢幣因地而異。在春秋戰國時代,民間交易還以牛皮幣作為支付工具。

從秦朝到兩漢,中國貨幣經濟經歷了從放任自由到政府干預,從貨幣供給相對充裕到空前短缺的不同階段。總的來說,西漢大體完成了從「自然經濟社會」、「半貨幣經濟社會」向「貨幣經濟社會」的過渡。在漢武帝之前,皇帝和朝廷沒有干預經濟的意願,是民間,而不是國家主導貨幣體系。進入漢武帝時代(西元前一四○─西元前八七年),政府開始具備貨幣政策意識,國家開始全面干預貨幣經濟,確立「五銖錢」貨幣體系,中國得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貨幣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不僅完成了秦始皇未竟的貨幣統一,而且為秦始皇沒有創立的「重農抑商」國策提供了穩定的貨幣制度。從此,「貨幣開始在公私經濟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在此新舊交替的時期,社會財富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皆有變動。」  東漢是貨幣經濟的重要轉捩點,不僅黃金似乎突然消失,而且銅錢流通量也急劇減少。東漢末年至魏晉至唐中葉的大約六百年間,商品經濟的總趨勢是衰落,自然經濟抬頭,黃金退出貨幣行列,部分實物貨幣,例如糧食和絹布,填補了金屬貨幣留下的空白,貨幣經濟處於低潮。

中國進入唐朝之後,商品經濟繁榮,貨幣經濟走向復興,唐代的貨幣除了銅錢與金銀之外,還有絹帛。到了宋代,人均產值進入發展高峰;生產率顯著提高;科技創新成果眾多;發生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的商業革命。在貨幣經濟方面,不僅「制錢」在質量方面達到歷史高峰,創制發行了諸如交子、錢引、貢子、會子等紙幣,白銀加入貨幣體系,金融機構多樣化,而且在東南亞和日本形成了中國貨幣圈。

元朝實施禁海和禁夜市,宋朝經過上百年興建的水利良田變成草場、牧區和養馬場,中國商業和農業全面倒退,貨幣的需求和供給全面萎縮。在貨幣制度方面,實行紙幣制度,最後通貨膨脹不可抑制、國民經濟崩潰而覆滅。

明清兩朝,貨幣經濟有過短暫的衰退。但是,明朝奠定以白銀和銅錢為主體的貨幣體系框架並沒有實質改變。自十六世紀中葉的 「白銀世紀」開始,中國貨幣經濟與世界貨幣經濟從分流逐漸走向融合,貨幣供給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錢荒」現象逐漸消失。

自春秋戰國至清朝這兩千餘年,貨幣制度和貨幣體系雖然充滿波動、振盪、革新、崩潰,卻從未真正中斷。在中國的貨幣體系中,一直都包括黃金、白銀、銅錢,甚至紙幣,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組合模式。以銅為代表的賤金屬和以金、銀為代表的貴金屬長期並存,而銅和金,特別是銅和銀的比價,波動有限。其間,即使是改朝換代頻繁,國民財富漲落,卻很少發生貨幣經濟的制度性變更,也很少發生貨幣經濟體系的過度紊亂。新朝建立,舊朝貨幣往往還可以繼續使用,即使實行新貨幣,新的政府一般會保證比較合理的兌換率。貨幣制度穩定,意味著物價穩定,市場交易穩定。貨幣經濟有所延續,新朝得以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恢復國民經濟。例如,明朝亡於一六四四年,但清朝的貨幣制度未變,仍然是銀兩制,在幾十年之內就進入「盛世」。因為貨幣財富積於民間,其流量可能會有波動,存量則不宜大幅變動,否則會損及民眾的財富積累。這種情況在明、清之交的表現尤為突出。此外,穩定的貨幣制度也有利於政府增加稅收。

歐洲的貨幣經濟史不同於中國。古代地中海地區是錢幣的發祥地,但是在時間、地區和國家上卻沒有連續性。羅馬帝國(西元前二七─三九五年)的貨幣經濟一度相當發達,錢幣形態包括金幣、銀幣和銅幣,所有貨幣都由國家統一鑄造。國家的財政需求決定鑄幣成色。後來,「物物交換」席捲羅馬,強大的政府瓦解了。「到六世紀中後期,銀幣的鑄造在羅馬帝國的東西兩部分都完全停止,……銅幣的消失比銀幣還要早。」 只是,「羅馬幣制的存在比羅馬帝國更加久遠。直到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位期間(七六八─八一四),各行各業仍以德納累斯銀幣(Denarius)計價。」

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十二世紀末,歐洲的貨幣經濟處於停滯、甚至衰退。基督教世界當時是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城市生活還是外來的生活,鑄幣還是很少見的通貨。」 中世紀是黑暗得連錢都看不見了。「從本質上來講,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礎上的歐洲經濟在十二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大約在一一八○年以前)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地主收的地租、教會抽的什一稅都是採取實物的形式,日常的交易往往透過實物完成。雖然也有行商和一些人住在城鎮,但是國際貿易幾乎還沒有復甦。貨幣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的兩百年裡還下降了,在歐陸的大多數地區,德納累斯是唯一使用的硬幣,幣值不大,而且是用廉價金屬鑄造的。但英格蘭的便士是例外,一直由純銀鑄造,而且保證重量。 在歐洲史上有過一個「便士時代」(七五○─一一五○年)。貨幣經濟在當時是以王公為中心,還沒深入民間。「由於『窮人』的家當加起來還值不了一塊金幣,他們極有可能一輩子也用不上這樣的金幣」。 所以,「直到西元十二世紀,貨幣的使用在歐洲仍屬罕見」。

歐洲在十二、十三世紀發現新的銀礦(主要是在日耳曼和匈牙利),提供歐洲銀鑄幣和銅鑄幣原料。日耳曼中部發現的白銀,導致了相對於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提升。 第一個相對精確又能保持重量的貨幣,就是一二五二年的佛羅倫斯金幣。 十四世紀以後,歐洲沒有再發現新銀礦,而舊礦區的產量卻不斷降低,製造貨幣原料的供應量隨著貴金屬銷往歐洲各地以及歐洲境外而減少。各地統治者為了發展商業,在競相取得剩餘貴金屬貨幣的同時,不得不建立不同貨幣的聯繫。所以到了十四世紀末,「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使用三種貨幣──金、銀及銅或鎳等價值不大的金屬。」十五世紀中、後期,陸續發現了新銀礦,加上採礦技術改進,抒緩了貴金屬荒。一四七○年,由於擴建舊採礦地和創建新開採地,銀和銅的生產迅速增加。一五○○年,全歐洲銀產量達到年產六萬五千公斤的最高水準。那是「礦山的喧囂」時代。之後,以日耳曼為代表的歐洲銀產量再次出現大倒退。就在這個時候,歐洲人發現美洲貴金屬資源來,美洲白銀大量流入歐洲,徹底改變歐洲的金屬貨幣全貌。 英國到了一六○○年前後,才超過一三○○年流通的錢幣數量。在技術上,歐洲到十七世紀末才有可靠的鑄幣,但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仍有幾百萬人生活在荷馬時代,用牛的數量來計算某種盾牌的價值。「根據民族學家的記載,科西嘉納入真正有效的貨幣經濟勢力範圍是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這時的伊斯蘭帝國卻是處於興盛時期,「連續幾百年高踞從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舊大陸之上,」除了拜占庭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與它的金幣(第納爾)和銀幣(第萊姆)競爭。穆斯林不能收取利息,但還是有辦法建立金融體系、儲積財富。「金銀貨幣是伊斯蘭擴張勢力的工具。如果說中世紀的歐洲最終改進了貨幣制度,那是因為它必須『攀登』屹立在面前的穆斯林世界。」 這時的十字軍東征「想克服貨幣短缺的動機跟要異教徒改信基督教的心願如出一轍。」 但伊斯蘭帝國的貨幣經濟因為沒有龐大而穩定的生產體系和市場體系為基礎,終究是難以為繼。

  總之,貨幣經濟衰落、萎縮、甚至停滯,是導致歐洲中世紀的不可忽視原因之一。中國未曾經歷過歐洲式的「中世紀」,沒有發生貨幣經濟,少有歐洲貨幣經濟那樣的大起大落,中國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歐洲「中世紀」。而歐洲因為經歷了中世紀,充滿了對貨幣財富的渴望,由此刺激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白銀世紀」應運而生,開始了中國與歐洲「大分流」歷史走向。

                   (本文摘自朱嘉明《從自由到壟斷》上卷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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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文/魏格林博士(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 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 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先生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是放任的。不論是宋代的紙幣還是明朝的白銀化,都來自民間的創造,而非政府的設計。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貨幣系統不是一個依賴國家的系統。各種貨幣同時存在,同時流通,保障了經濟順暢運行,發展出一個包容性很強、靈活性很大,容許遠距離區域貿易的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發秩序理論和貨幣非國家化理想。哈耶克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經濟,但是中國貨幣經濟卻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經驗證明。這是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到現在為止,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思想被認為是空洞、假設性、沒有實際基礎的,遑論有學者試圖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哈耶克之所以進入有關中國傳統貨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以及當下國家發動現代化的過程,是極為有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開始產生影響,而朱嘉明是在這個脈絡下選擇以哈耶克來解釋何以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有那麼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澤東時代中央計畫失敗的原因,還有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教義」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凱恩斯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時,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開始設計政府干預經濟戰略之時。國民黨的工業化戰略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家必須在現代化中起主導作用,現代經濟需要國家控制金融體系。

  這是國民政府啟動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年間,經濟在國家極端虛弱而無干涉能力的條件下得到充分發展,而一九二七年以後,在日本與蘇聯的成功影響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國家對經濟的主導。儘管這項改革比凱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家也受到凱恩斯的影響。 國民黨的「廢兩改元」,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一九三五年又將之拋棄,引進法幣,是向貨幣現代化的躍進。

  但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有兩個未預見到的影響:一是它為政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印刷紙幣。而這種新的可能性導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的通貨膨脹;同時也給共產黨提供了機會,發展非法紙幣,直至摧毀國家貨幣系統。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強調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然而,讀了此書之後,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貨幣的威力。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所以,一九四八年之後,當國民政府通貨膨脹處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產黨的人民幣成了一種替代性貨幣,使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增強了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最後人民也在政治上轉而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中國經濟史上轉向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和第一次高潮,而這個階段以崩潰告終。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凱恩斯經濟學始終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經濟理論,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強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曾在全世界幾乎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這部著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中國一步一步建設市場化混合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有啟發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凱恩斯,是為了瞭解釋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內在邏輯;用哈耶克, 是基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為了批評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不足。大多數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凱恩斯來衡量與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認同中國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也認同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於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批判這個過程,更不用說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麼遠,去批判國家透過貨幣對經濟施加強大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施加的控制。

        貨幣經濟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歷史性倒退。貨幣在毛澤東時代是國家壟斷的。根據哈耶克的思想,這是人們為什麼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是經濟主體依賴國家來維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時代,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回歸貨幣經濟,實施經濟的貨幣化。中國經濟增長跟中國經濟的再貨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過這個再貨幣化的過程又是在國家愈來愈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經濟的貨幣化是伴隨著國家從貨幣系統退讓而進行的。它打開了向非國有經濟活動的機會之窗,使他們得到不再依靠國家而生存的機會。反過來講,經濟的貨幣化是在以國家為現代化的總組織者和總設計者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從一九七八年建立起來的體制,非常類似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失敗告終。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今天的凱恩斯主義體系,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維也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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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文/王巍(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讀畢朱嘉明先生六十萬字的論著,一幅縱向描述中國金融史的《清明上河圖》徐徐展開。靜心把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兩千年貨幣經濟演變栩栩如生。此等格局,這般功力,正合嘉明先生本性。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嘉明先生講演,正為此公意氣風發問政獻策之際。莫干山改革會議的組織奠定了他當代思想家的底色與視野。一本《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洛陽紙貴,展示他大格局解析複雜系統的思維能力。

  一九八九年到九一年間,我們在美國為鄰,不時添酒回燈徹夜長談。於政治之外,他更著眼於野史與掌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解構,究心之術開始取代殿堂對策。仍隱約記得一起策劃建立海外金融機構,隔靴搔癢,聊補嘉明未能參與國內金融改革之遺憾。

  二○○八年,再見嘉明先生則是歷盡滄桑再著書之狀。海外曲折經商和顛沛流離的磨礪更打造一個對話的立場,而非高頭講章之狀。貨幣經濟史成為他學術新旅的起點,皆因凱恩斯有言,從金融角度觀史,歷史將被顛覆,此語更合嘉明先生意興。

  觀之中國金融通史,古道斑駁,罕有人至。士農工商序列之中國,金錢乃不雅之物,於史乏陳。民國金融史家,多成名於考據和資料整理。共和國建立之後,金融學大抵淘汰,成為財政學之附庸,銀行與各種金融機構也是名存實亡,不務正業。加上意識形態主導,金融理論幾近無存。

    最近三十年,金融界死灰復燃,蒸蒸日上,但商業氣氛濃郁,鮮有學者甘於寂寞守住書齋。大學中的金融史專業幾乎絕跡,海外學者也不過以西方金融通史來附會中國現狀。有觀念之書,無學理之作,這也是何以金融陰謀論一時盛行於坊間的緣故。

  我在創建和經營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幾年中,苦尋金融名家和金融史料,上下求索,深知此域之荒蕪凋零,諸多名流不免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即便在西方,金融史也是冷門。每遇金融危機出現,便有若干學者痛定思痛,搜羅一圈史料,做些新解,炮製幾本暢銷書,僅此而已。一本金德伯格的《西歐金融史》主宰了半個世紀的西方教學,近年英國人弗格森出版的非學術作品《貨幣的崛起》也是一路暢銷全球。

  當下未了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風雲際會新學興起之時。厚積薄發的嘉明先生因勢利導,適時推出此卷,高屋建瓴的梳理了兩千年中國貨幣的歷史脈絡,奠定了當代貨幣經濟的獨特格局。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架構歷史橋樑。披沙瀝金,孜孜以求,解讀從來誤曲。箇中艱辛,需行家體會;整體突破,必高手心知。

        以在下淺薄心力,無以學術置評,但此書填補貨幣經濟通史之空白,則不言而喻。單單共和國成立以來六十年的當代中國金融里程之鋪架,便前無古人。此六十年實在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中國,即便全球也是豁然開朗。不立足當下,則前史無義,未來無據。史家與思想家之重要分野便在於把握當下之能力,這也是嘉明最著力、最擅長、最豐富的領域。

  朱嘉明先生對貨幣邏輯與歷史脈絡的設計與表述建立了一個討論平臺,箇中觀點與論據的展示或有不同立場之別,見仁見智之度。生活態度、價值取向和思想資源等差異將衍生出無數不同的看法和結論,這恰恰是一個公共平臺建立的成功標誌。如同舉著火把照亮洞穴的先賢,能夠看到後來者紛紛在光芒普照下尋覓各自珍寶之時,嘉明先生應當會感到滿足的。

  作為老友和同行,我也欣慰的期待著這一縷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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